我2004年去印度新德里开联合国一个机构的学术会议，会后在新德里转了一些地方，看到新德里的大街和小巷中，一排排的中年人和孩子们乃至青年人盘腿坐在大街两旁，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这是看不出GDP的。
反过来在当代中国，不管你到任何地方，在火车上、飞机上、地铁中，大家都在打手机谈生意，大家都忙忙碌碌，不断创造和发现新的商业机会，如何办企业、如何做生意，不断地进行创业和市场交易。在这样的社会里，哪有经济不快速增长的道理?
这几年，无论是中国的大城市还是小城镇，大家都忙忙碌碌，高速公路上车水马龙，到处塞车，这正说明经济在高速增长着。按照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交易出来的，而不完全是生产制造出来的。大家一交易，市场机会来了，不但需求会增加，人们的收入和财富也会增加，GDP总量也就不断增大。而且交换越是复杂，生产越是迂回，经济总量就越大。经济越发达，服务业或者说第三产业的产值占GDP的比重越大，GDP总量也高，其中的道理就在这里。
当然，在印度有塔塔集团这样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印度的软件高科技企业也很多、很强。但是我的观察是，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出现了一个“全民经商”的大气候，即人人都想当老板，大人小孩都想发财致富，以至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全国各地都有一大批成功企业家在崛起。在当代印度社会中显然还没有形成这种社会风气。
因此，我觉得，在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体制变成了中国经济的主体形式后，这种中国人的商业精神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这一点可能是其他民族所没有的。看不到这一点，是不能完全理解中国经济在过去二三十年中为什么会有这么高速增长的基本原因。
上海经济评论：这个过程中怎么看中国政府的角色?比如像FDI的引进，中国地方政府间的竞争等。
韦森：过去这当然是起了很大作用。这一点我之前写了好多文章，也跟张五常先生争论过。
在过去30多年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不管我们市场安排、产权结构怎么样，不管是“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中国各级政府在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过程中，在经济发展中确实起了很大作用，这是一个不可否定的事实。
这主要是我们的政府，包括各级和各地政府，都是一个个发展主义的政府。改革开放后，政府行政管理的首要目标和导向，不再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而是发展经济，把GDP搞上去，且不管黑猫白猫，抓住了耗子，把经济搞上去，就是好猫。把经济搞上去了，有了政绩，政府官员个人才能升迁。
结果，每个政府都是一个发展公司，各地都在建开发区、工业园、保税区、科技园，还大兴土木，建基础设施，且在其中基本上都是市场化运作搞建设。所以，张五常先生说的政府间竞争，尤其是县际竞争，确实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
在中国经济低度发展阶段上，县际竞争对经济增长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也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这种发展主义的政府体制，在没有民主法治的情况下，本身成了许多社会问题积累的根源，其中包括政府官员腐败大面积发生而屡治不果，以及地方政府负债沉重，收入差距快速拉大，农民失地、环境污染严重、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等等。
在过去各地各城市公共设施很少且很差的低发展阶段上，这种行政体制和增长模式比较其计划经济时代的体制来说，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这也成了前一段时间一些中国模式论者所炫耀的资本。但是，要看到我们目前这个体制的问题和增长方式的潜在问题。
单从发展经济的视角看，随着多年来政府不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导致现在中国的很多基础设施建设远比许多发达国家都好——至少像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大城市是如此，但大量的投资，并不是来自政府的财政收入，而是来自银行贷款和各种平台融资，结果地方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负债。将来怎么还?靠政府超发货币?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这两年一直在讲，过去导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因素，正在逐渐变成中国经济增长的障碍。因为这种增长模式短期显得非常有效和辉煌，长期却不能持续，甚至给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的未来发展，埋下了巨大隐患。
上海经济评论：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围绕土地做了不少文章。
韦森：对。在从朱镕基时期开始，地方政府发现可以利用拍卖城市近郊的土地来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开始运用市场化手段大量拍卖土地。一方面，作为各地经济增长的第一桶金，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融了大量资金;另一方面，随着中国房地产的迅速崛起，政府的土地收入和其他税收也在飙升。房地产的发展，基础货币的大量增加，推高了房价，也推高了地价，导致政府每年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就高达两三万多亿元，这反过来又成了城市房价不断攀高的主要推手。
上海经济评论：你以上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解释很简单，中国没有什么独特之处吗?
韦森：中国没有什么别的独特之处，唯一独特之处，可能就是我刚才补充的一点，即中国人有经商精神。
推动经济增长的是企业家，他想不断地赚钱发财，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商业王国”，这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永动力。而我们中国人，从来不缺乏这种精神，只不过是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被计划经济的体制压抑着，以致快到了被窒息和泯灭的情形。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精神，尤其是其中的经商精神，这一点是理论经济学所不能完全解释的。
中国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大学还没毕业，就想开小店，就要做生意、做老板。连小学生，似乎个个都想长大了当大老板。由此可以认为，在中国经济市场化加速进行的这些年，中国人的经商精神得到了极大的张扬。
多年来，我在国内国外的观察是，中国人的经商精神，不亚于任何民族，不亚于以色列人、韩国人，甚至比日本人还强。这里当然关键还是制度。如果制度搞对了，中国人办企业、经商、发展经济的能力，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
当然，这种全民经商、人人都想赚大钱的社会风气，在一个刚进入市场经济社会且民主与法治未建立的当代中国，也自然产生和造成了许多问题。这就牵涉到经济学与伦理学，乃至人类社会福祉的价值判断诸多问题了。最近，杜维明先生和其他文化伦理学家研究和思考这个问题很多，实际上哈佛大学的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J.Sandel)教授的一些新著作和讲演也在谈论这个问题。这都是值得引起我们进一步学习和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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