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多年来已经习惯了高速增长，容不得经济萧条，甚至容不得稍微的经济下滑。但是人类社会进入现代市场经济阶段，经济周期总的来看跟月亮阴晴圆缺、潮汐一样是躲不掉的。我们总是期望未来中国经济总会那么平稳、高速和可持续增长。
如果总是如此，有一天经济周期来了，社会将付出巨大和沉重的代价。我们希望，在经济周期到来之前，能把我们制度搞对头。良序的市场经济制度建立了，社会的韧性能够应付这个东西。要不然，在一个脆弱的且主要靠巨大维稳经费所强制维持社会安定的社会体制下，等到大萧条来了，整个社会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的。
发展服务业不是要去工业化
不能再指靠更快和更大规模的工业化了。未来服务业增长速度更快，制造业的相对份额就会下降。这可能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空间之所在。
上海经济评论：过去谈的比较多、现在也在谈的，就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在你理论中，发展服务业是一个转型?
韦森：真正的经济转型就是要走向服务业发展的转型。如果真正实现向服务业转型，老百姓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也会上升，政府财政收入的占比或言宏观赋税的比重也就不会这么大了。另一个随着资本回报率下降，企业利润占GDP的比重也会下降，居民家庭收入占GDP的比重会上升，老百姓的消费也会上升。这应该是一个从发展中经济向一个发达经济或成熟经济过渡的一个自然过程。
在这个问题上，日本经济的当代发展史，很值得参考和借鉴。日本经济在高速增长时期与中国经济的快速起飞时期，有个很大的或者说截然相反的差别。台湾经济史学者、台湾清华大学的赖建成教授前几年曾做了一项研究，发现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长与GDP的增长几乎是同步的，同时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都在增长，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也没有拉大。
但是从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的情况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快速增长，几乎每年都是GDP增速的一倍半到两倍，但居民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增长相对而言比较缓慢，甚至在许多年低于GDP的增速，同时低收入阶层家庭的收入增加更慢。结果，中国的社会收入差距快速拉大。由此看来。如果要说有个中国模式的话，这也不是好模式，因为整体而言，在中国经济过去的高速增长时期，老百姓尤其是低收入家庭得到的实惠并不是很大。主要得益的，是那些直接掌握着权力或与权力有关的少数快速致富乃至暴富的人。
正是从这个视角考虑问题，我在2009年发表的一篇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文章中就指出，如果说有一个中国模式，或者说正在形成一个模式，那就是各级政府官员以及国有企业的高管运用手中掌握的资源、掌控的权力进行层层寻租的一个体制。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主要得益的，是这部分人，老百姓收入增加，但相对而言并没有受惠多少。这才是在我们当前的社会中，尽管几乎所有阶层的人的绝对收入都大幅增加了，生活大幅度地改善了，但社会的紧张程度却在加强，万人以上的群体事件不时在各地发生的主要原因。
知道这一点，你就知道收入分配如何改革。你政府的税收减少了，政府的权力受到实质性的制衡了，政府收税花钱透明了，受到人民代表的批准和制约了，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才能解决，才能改善。不然，制定再好的收入分配方案，政府的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还在猛增，都没用，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只会进一步恶化，而不会有任何改善。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不仅仅是个不平等问题，而是个不公平问题，是个政府体制问题，说到底是个政治制度问题。没有民主法治，尤其是没有预算民主，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改善。
因此我和许多学者都认为，建立了限制政府权力的现代民主政治，是解决收入分配最有效的途径和方法。至少在目前的发展阶段上，政府的预算透明公开，政府官员财产公开，是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一个最重要途径。不然，其他的收入分配改革，不管言辞上说得多美，方案做得多漂亮，但可能的结果是越改越坏。
上海经济评论：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其实在推动再工业化进程，这与我们发展服务业会矛盾吗?
韦森：美国跟中国是一样，因为任何一个政府它都不会说要完全“无为”，都是说要有为。美国政府的一些官员和政客认为，他们的经济太虚拟化了，受制于中国等其他制造业较强的国家，那他们要再工业化，把苹果和一些制造业迁回到美国国内来生产，这会增加国内就业，增加GDP。最近好像一些报道说英国的公司也开始回迁了。
但我觉得不必太担心。因为，美国、英国、欧盟和日本这些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在那里，那么高，他们迁回去，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个美好愿望，不必太当真。经济的成本法则在那里，这些国际大公司的制造商是迁不回去的。若苹果的iPhone、iPad、Macair迁回美国本土生产，你价格会不升吗?你价格升了，就给三星、索尼等其他国际品牌腾出了市场。
但是一些发达国家的大公司确实发现近几年在中国赚钱越来越难了，觉得再在中国待下去，盈利预期空间不是太大了，能保持不亏损就不错了。结果，除了迁向中国内陆省份进行战略选择，还有的往其他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外迁。这说来也正是中国经济进入了这一轮工业化的中后期的一个必然结果。外资企业与中国企业一样，都遇到一个在中国大陆生产产能过剩、物价上涨和成本上升、利润空间减少乃至很难再盈利的问题。这是由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势所决定的，外资企业也不例外。
上海经济评论：发展服务业是不是必然去工业化?
韦森：发展服务业不是要去工业化，而是说我们的工业化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了，不能再指靠更快和更大规模的工业化了。因而这不是说工业化在下降，工业化可能还继续上升，制造业总量可能还会增加，但是因为未来服务业增长速度更快，制造业的相对份额就会下降。这可能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空间之所在。
上海经济评论：所以引出了一个问题，服务业发展是自发的，还是政府能有所作为的?
韦森：政府能做什么?政府想发展也发展不起来。发展服务业，关键是做好法治，做好制度建设。政府的作用是建立规则，建立规则则首先要约束政府自己。
另外，我最近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可能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政府决策人士还没太注意，这就是外国人来中国旅游的人越来越少了。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物价这么高，比纽约、悉尼、巴黎、伦敦还高，甚至都快赶上东京了，旅店贵、餐馆贵、世界名牌更贵。再加上中国的旅游景点，总是人山人海，好多外国人觉得来中国旅游经济上负担不起了。旅游及其相关产业，是现代服务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物价和生活成本在上升，旅游成本越来越贵，外国人都不能、不敢和不愿来中国旅游了，是不是也在制约中国服务业未来的发展?我们的政府领导人、决策层，乃至经济学家们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没有呢?
声明：本媒体部分图片、文章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025-847073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