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也论述过君臣关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类似言论让极权核心大为恼火。朱元璋读《孟子》，勃然大怒说：“这老头要是活到今天，非砍他的头不可!”并下令删改《孟子》，搞出一个朱记皇权版“洁本”。包括朱洪武在内的所有极权帝王，最喜欢的理论永远都是“君为臣纲”。
帝王既推崇“忠君”的政治道德标准，也会尽量树立“忠君”典型，以为朝臣楷模。每见政治争斗中，有“厚葬”敌方死难忠烈之士的举动，这实际是在告喻臣下：你们也要对我无限忠诚，不惜殒命!唐德宗朝，一个忠臣敌对双方都予以礼葬的事，足资证明：建中四年(783年)，朱泚叛唐称帝。次年朱泚率军围攻唐德宗驻跸地奉天，唐将军高重捷出战破敌;乘胜逐北，遭贼伏兵生擒。其部卒奋不顾死，追夺之;贼不能拒，乃斩其首，弃其身而去。部下将高重捷的躯体收起，抬进城来，德宗亲自抚摩着高重捷的遗体哀泣，令用香蒲结扎成头颅礼葬，还追封为司空。而朱泚见到高重捷的头颅，也哭着说：“真是一位忠臣啊!”令用香蒲结扎成躯体而埋葬。可见即使叛逆的贼臣，他也希望自己的部下做高重捷那样的忠臣。
与表彰敌方忠臣并行的另一举措是在史书上贬抑降臣，称之为“贰臣”。两朝为臣，故名之。乾隆就曾令编《贰臣传》。
改朝换姓，江山易主，新王朝当然是希望老老实实归顺的旧朝臣仆越多越好。那些主动投靠新朝、甘为前驱的旧朝官人，有的且为新朝立下汗马功劳，应算新朝忠臣。然而，拿“忠君”标尺一量，他们却是“贰臣”。危难时刻，不能为其主卖命，那是“大节有亏”。新朝主子所以要在史册羞辱降臣一笔，旨在训育臣下：任何时候都要忠于本朝，恪守“忠君爱国”之道;悖逆官家，投靠新主，官家不喜欢吔，起码汗青有一顶“贰臣”的帽子要戴给你。
不过，当改朝换代频繁，皇帝像走马灯似的换人时，对送旧迎新独有心得的老到大臣，会一次次充当首席“贰臣”，因而还会成为香饽饽呢。代表人物就是“十朝元老”冯道。他历事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再加契丹凡五朝十君，可谓“不倒翁”。契丹耶律德光曾嘲讽问道：“尔是何等老子?”对曰：“无才无德痴顽老子。”冯道放弃尊严、自辱人格反而让契丹皇帝感到高兴，当即任其为太傅。
冯道在未发迹时曾写过一首诗：
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
终闻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
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
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
诗句道出了他面对“危时”，立身“虎狼丛中”的政治秘笈：谁上台我都诵“明主”，热烈欢迎，表示效忠;当然，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心无恶念，洁身自好，不授人以柄。冯道曾撰《长乐老自叙》，历述自己官爵荣宠，老而自乐，亦清醒地预见到后人对他可能的褒贬。固然是冯道善于应变，其实也还是时势所造。王朝那么短命，皇帝更换那么频繁，连认真“组阁”、搭建一个政府班底都不遑敲定，大戏就要落幕，真还就需要有一个群臣领袖充当“几朝天子一朝臣”的角色。道可道，非常道;冯可冯，非常冯。时势需要冯道，成就了“长乐老”。
冯道以弃旧迎新为乐，而李昊却是以草降表出名。原先，李昊事前蜀王衍为翰林学士，前蜀亡于后唐，李昊为王衍草降表;后蜀孟昶树降旗，复命李昊草降表。起草降书，不是什么光彩事，而况屡屡，蜀人也觉得很没面子，就趁夜给李昊门上写了“世修降表李家”，以示嘲讽，时人传以为笑。平心而论，蜀人是笑错了人。皇帝要投降，令草降表，作为臣子，正常的选择应当是奉旨行事;倘若抗旨，那就“不忠”了。最该嘲笑的应该是治国无能、殉国无勇，作出投降决策的庸懦皇帝，而不是奉命起草降表的文士。
明末，李自成率义军攻打北京，帝国危亡之秋，亟需文臣武将殊死搏斗，然而国防部长(兵部尚书)张缙彦居然带头开门迎敌入城。张缙彦后来又归顺了清廷，继续做官，曾很得意地自称“不死英雄”。如此防长，给崇祯皇帝“防来”的只有自缢一途。当然，把官家送往黄泉路的不止一个防长。此前崇祯为筹军饷，反复动员勋戚大佬捐献银两，不成想他们竞相哭穷，一毛不拔;义军入城次日晨，朱皇帝亲至前殿鸣钟召集百官，竟无一人应召，朱由检绝望心冷之极，唯有一死。这才是：君臣好比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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