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家的悲哀在于无法被大众理解
止庵(作家、学者)：梁先生本意不是作为一个思想家，而是想把自己的想法推广到社会。梁先生搞乡村建设，本意是要化人的，但是从实际上看，没有达到这个效果。这个问题不在于梁先生，而是在于他的受众。
我们在读梁先生的书、敬佩梁先生的同时，自己却做不到这个事情。思想家的悲哀，在于这个世界并不像他们所想的那样，或者说在于儒家文化始终在少数人手里。我们老说中国是礼仪之邦，但是现在看中国人，不要说礼仪，连礼貌都没有。孔子那个时候没有解决的问题，到梁先生这儿也没有解决。
孔子加上他的追随者做的东西，跟大众是两回事。类似地，我们知道梁先生的苦心所在。虽然他的这份苦心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实现，但是绝不影响梁先生本身的伟大。梁先生对我们是一种精神上的感召，让我们知道中国还有这样的人。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形象的话，那么我们中国人变成什么样的人了。
梁漱溟一生最佩服毛泽东
吕新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1987年12月25日，梁漱溟先生在生前最后一次公开演讲说，“我一生主要是做乡村运动。我没想到自己被看成是学者，我一生投身乡村，实事求是。”他把乡村建设看得比哲学更重。20、30年代做乡村建设的时候，梁漱溟先生的儒家思想层面逐渐体现出来。
梁漱溟先生说他之所以要做乡村建设，就是为了让共产党不成功。但是最后他的乡村建设是失败的。他原来预料毛泽东不可能成功。建国之后他反思说，共产党锻造了一个农民阶级。这个纪律非常严明的阶级完成了建国大业，这是他对毛泽东非常佩服的地方。梁漱溟先生接受采访说自己一生最佩服的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完成了他没有完成的建国问题。
到了50年代,梁先生和毛泽东最大的争论还是乡村问题，尤其是乡村问题和工业化之间的关系。怎么理解这个争论是我们今天在理解梁漱溟先生中特别重要的一点。他从人心的角度解释共产党的成功，所以最后又回到心性之学。但是这个心性不是从儒家的内部来完成的，而是梁先生作为一个儒家大家，把自己的生命和这个时代最大的政治运动联系在一起而完成的。
梁漱溟和毛泽东最大的共识是看到乡村的重要性。梁先生不是从乡村出来的，但是他要去乡村做建设，是因为他看到中国社会的主体是乡村，不像西方社会的主体是城市。今天我们面临剧烈的城市化过程，并且是以普遍主义的面目出现的，这是梁漱溟和毛泽东都进行过批判性反思的。这是他们最大的共识。
梁和毛的分歧也是很大的。梁漱溟先生更多是民粹主义，试图直接建立一个农村社会主义、乡村社会主义的概念;对于毛泽东来说，社会主义首先是工业主义，没有工业主义就不能抵御侵略。在这个过程当中城乡的关系如何平衡，是梁漱溟和毛泽东很大的区别。但是，梁漱溟先生也认为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我一直跟朋友说，今天的儒家如果不下乡，不去面对今天中国城乡巨大的变化，不在这个变化中给出回应和有所行动的话，很容易沦为心灵鸡汤。在这个层面，“儒家何为”的问题就在于如何把人心和社会的关系结合在一起。梁漱溟先生晚年认为人心是开放的，要能够回应当代世界的历史、政治，以及迫切的挑战。如何参与社会重构和进入社会最基层才是儒家的使命，而不是某种上层路线或者是自我修养路线。这是今天儒学最关键的问题。
儒家的生命力在于获得大多数人理智上的认同
顾红亮(华东师大哲学系教授)：梁漱溟先生在乡村建设的过程当中提供了很多智慧和方法，我们还没有把这个宝库给挖掘出来。宋朝以来有一个乡约的制度，梁漱溟先生就想要推行这个制度。王阳明通过讲学在社会上普及儒家的哲学，梁漱溟在乡村建设中也希望通过这个方式来推广儒学。
儒家何为?这是一个大话题。回到梁先生自己的论述来讲，儒家要在现代社会真正有所作为，就要让大多数人在理智上认识儒家的重要性。儒家要有生命力，关键在于让每个人的情感、意志上有这种强烈的意向，让人认为儒家这套生活哲学或者人生哲学是适合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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