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孟子“辟杨墨”在先秦思想史上很著名，也是理解儒家定位的一个重要坐标。但是《孟子》文本中的“杨近墨远”倾向却引起后世的许多歧见。笔者将此事置于“周秦之变”的社会背景中，参考各家解说，认为这场思想冲突的实质是当时社会变迁所涉及的最根本性的问题即权利问题。孟子辟杨墨，并非是要在杨、墨之间搞折中。对“拔一毛”之权属谁的问题，古儒的主张是个人及“天下”皆非本，即在权利问题上既反对个人主义也反对大共同体主义。这与郭店儒书中所谓“为父绝君”的说法一样，体现了古儒的小共同体本位政治观。把这种观念褒为“天下主义”、或者贬为“特殊主义”都是不对的。应该说孟、杨、墨都提出了一套普世性的伦理规则，就此而言他们都有所谓“天下主义”情结，但是三种规则彼此冲突。而古儒的小共同体主义与杨朱个人主义的距离相对较近，与墨翟及后来的法家两种大共同体主义的距离更远。理解这一点对认识中国传统后来的发展及当代的转型都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孟子;杨子;墨子;辟杨墨;小共同体;杨近墨远
“杨近墨远”之辩：论孟非执杨墨之中
东周之际，中国发生族群封建① 体制瓦解、官僚帝国崛起的“周秦之变”。在这个变局的关键阶段中，周人传统的家族本位价值体系受到“个人主义”与“普世主义”的两面夹击。以“兴灭继绝”、捍卫周制为己任的古儒家，以孟子为代表进行了强烈的反击，这就是著名的“辟杨墨”。孟子曰：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理，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②
“淫词”、“禽兽”、“邪说诬民”、“率兽食人”——这可以说是留存至今先秦儒家与人论战的最激烈的文字。笔者曾经指出：现代语言哲学揭示语言符号中能指与所指间的关系存在着索绪尔指出的“任意原则”：同一能指背后的所指转换具有无限可能性，即话语似乎是可以“任意”解释的。但是解释的有效性则取决于索绪尔所说的能指与所指关系的另一原则——“差别原则”。亦即：任何意义的确定只能在比较的差别中存在，任何一个概念如果不与其他概念相对比就没有什么确切意义。因而一种语言符号要确立一种特定意义，关键在于能指的否定指向而不在于其肯定指向，肯定意义是借助于否定意义来确定的。从“正面”看，任何学说都堆砌着大量的“好词(good words)。但这些“好词”的真正意义取决于它们要排斥些什么，或曰取决于讲话者使用这些“好词”所针对的“敌人”何在。仁义道德谁都会讲，关键是你所针对的所谓不仁不义无道无德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你真正主张什么只有通过你反对什么(以及别人反对你的什么)才能定义。
从这方面看，儒家如此激烈的“辟杨墨”和后来法家如此激烈的“焚书坑儒”委实是真正理解先秦儒家的关键。
而在“辟杨墨”中，孟子对杨与墨的区别对待尤为耐人寻味。孟子曰：“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归，斯受之而已矣。今之与杨墨辩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从而招之。”③“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后人又省作“去墨归杨，去杨归儒。”正是这几个字，导致后人歧解纷出。
从字面上讲，“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就是说摆脱墨翟的邪说就必然去相信杨朱，而了解了杨朱的谬误就会皈依儒家的真理了。“相比较而言，恐怕还是墨家(的谬误)走得更远。”④ 这就是所谓“杨近墨远”。然而按后人对儒杨墨三家的通常看法，这似乎很难理解。诚如民国年间的李宗吾所说：“墨子志在救人，摩顶放踵以利天下。杨朱主张为我，叫他拔一毛以利天下，他都不肯。在普通人看来，墨子的，宜乎在杨朱之上，乃孟子曰：‘逃墨必归於杨，逃杨必归于儒。’认为杨子在墨子之上，去儒家为近，岂非很奇的事吗?”⑤ 事实上，秦后之儒者均觉得这是个需要解释的问题。
其中极少人认为墨高于杨而近于儒。韩愈即持此说。他著有《读墨篇》，极言“孔墨必相为用。”试图证明“墨氏之学比之杨朱又在可取。”但是，绝大多数论者都反对韩愈的说法。如朱熹就不客气地指责：“昌黎之言有甚凭据?”⑥ 程颢也说《读墨篇》“不知谨严，故失之”。⑦ 由于这种说法只是出于韩愈自己的想当然，而明显与《孟子》所述相悖，唐以后似无人再提。
有些论者认为“去墨归杨，去杨归儒”的说法并无深意，杨墨皆为孟子所拒而无所谓高下。如清儒焦循说：“逃墨之人始既归杨，及逃杨，势不可复归墨而归儒。假令逃杨之人始而归墨，及逃墨，亦义不可复归杨而归儒可知也。亦有逃杨不必归墨而即归儒、逃墨不必归杨而即归儒者。非以两必字例，定一例如是逃、如是归，且以断两家之优劣也。”⑧ 今人于建福认为：去墨归杨，去杨归儒的说法“显然并非意味着辟墨甚于辟杨，而旨在说明人们探讨中道的一般过程：人们一旦发现某一事理的极端错误之后，往往又会矫枉到另一个极端，但在两种极端之间几经摇摆之后，会逐渐归于中道。”⑨
以笔者所见，这类说法应该源自二程及其门人杨时等一些北宋理学家。如二程就认为杨、墨其实都出自儒门，“杨、墨，皆学仁义而流者也。墨子似子张，杨子似子夏。”“杨子为我亦是义，墨子兼爱则是仁。惟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直至无父无君，如此之甚。”“厚则渐至于兼爱，不及则便至于为我，其过不及同出于儒者，其末遂至杨、墨。”“杨子拔一毛不为，墨子又摩顶放踵为之，此皆是不得中。”“大凡儒者学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杨朱本是学义，墨子本是学仁，但所学者稍偏，故其流遂至于无父无君。”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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