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准政教合一’在今天仍然存在，‘内圣外王’从来没有实现……由于缺乏科学精神的浸润和宗教精神的洗礼，中国的这种实用理性变成了犬儒主义。”近日，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教授赵士林，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张鸣，知名评论解玺璋等做客腾讯思享会，围绕文化学者朱大可的新作《华夏上古神系》探讨神话研究与文化复兴的关系。赵士林认为，轴心时代的“准政教合一”和实用理性影响至今，中国当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种种问题都和这两个文化现象有关。以下为部分实录：
轴心时代“准政教合一”文化现象影响至今
赵士林(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教授)：上古神话研究有“文化发生学”的研究，有“上古茫昧无稽考”的说法，所以上古研究往往是一种冒险，我对朱大可的探险精神非常欣赏，把这种精神和今天的文化思考结合起来非常重要。但有些地方我很怀疑，比如中国的地、天、人的关系，地如何仰望于天?大可兄说这是一种文化融合，从非洲传过来的，我认为还需要扎实的论证。双方哲学的类似也不意味着内在的文化相似，不能以此作为全球化的判断。对一万年前就有全球化的说法我也表示怀疑。文化同构的现象很多，如何从考古学、文化发生学的角度把这些东西做实，有些细节要进一步考究。
李泽厚先生提出“巫师文化”的概念，认为文化都是从巫术演变而来的，这和大可的研究有某种程度的重合。李泽厚的看法是，西方文化中，巫术和科学、宗教分离了，而中国的巫术直接进入社会，所以中国的科学精神和宗教意识不发达，这是文化发生学的解释。因此李泽厚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类型是“一个人生、一个世界”。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从民谣到精英文化都有这样的趋向，民谣说“只羡鸳鸯不羡仙”，“在人间已是癫，何苦要上青天”;苏东坡说“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最后民谣做了最精彩的七个字总结：“好死不如赖活着”。中国文化从发生到现在一直是这样的价值取向。
有两个文化现象，从轴心时代至今都发生影响。一个是“准政教合一”，中国没有纯粹的宗教，中国的宗教是实用的、功利的，而西方的是纯粹的、归一的、膜拜的。“准政教合一”在今天仍然存在，“内圣外王”从来没有实现。还有一个是中国的实用理性，由于缺乏科学精神的浸润和宗教精神的洗礼，这种实用理性变成了犬儒主义。中国社会发生的种种问题，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和轴心时代开始的这两个现象都有关系。
农村文化崩解使全民造神的现象消失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研究整个历史，只要是在今天的疆土上发生的原始文化，不管是二里头、三星堆还是红山文化，必须说它是华夏一体的;对于出现过的不同民族，必须说中华民族一体，其实这与具体史实差得特别远。大可的研究对厘清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文化源头大有益处。
我有两个小疑问：第一，越是远古的传说，各民族间越相似，最初源头甚至都差不多，这到底是因为他们的杂交，还是由人的本性导致的?第二，从初民开始就一直在造神，以前农村造神是非常平常的事，现在不怎么造了，因为农村文化崩解了。当年我们特别困惑，理不出中国民间宗教的头绪。因为全民造神，根本找不出线索和路径。而今天说造神则是一件很酷的事，但却是个“黑洞”。
关于文化复兴，我认为老老实实做点事就行，把历史、文化和剩下的东西好好做一下就行。能复兴就复兴，复兴不了也没事。
周朝对商文化的破坏程度甚过焚书坑儒
解玺璋(知名评论家、学者)：这本书让我想起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总结所说，中国文艺复兴的思路是“以复古为解放”。他们的时代，以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为代表，复古只是到先秦。其实大可大踏步向前，一直推到神话时代。
武王灭商对商代的文化是极大的甚至是毁灭性的摧残。我们对商代文化理解很少。商代文化中有神的存在、上帝的存在，这个上帝和我们现在理解的西方上帝不一样。周朝用世俗伦理代替了商代的伦理关系，周文化对商文化的毁灭超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但历史上很少有人注意和谈论这个问题，相关的材料和书非常难找。秦始皇和先秦的不同是从政治层面，改分封制为郡县制、统一文字。但周代替商是精神层面的。所以大可的研究把中国的解释模式向前推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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