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宗教在中国社会的存在处境和理解状况也相应地发生了重要改进。但宗教因其复杂的社会政治关联和意识形态敏感的延续而使之社会生存及理解尚未出现根本好转，不少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和认知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澄清和说明。也就是说，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发展中，宗教仍是一个敏感话题，如果不能“脱敏”，则会直接影响到中国目前致力争取的和谐社会的构建。
中国宗教理解的难度
1.“中国无宗教”的心结
虽然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在宣称中国乃“非宗教的国家”、中华民族是“非宗教的民族”之后，仍转向了佛教等宗教，但其观点却流传下来，被人反复运用和论证。在这种观点之后，藏有对宗教的否定性、消极性理解，即认为中华民族乃是高于宗教的思想文化体系。梁启超关于宗教贵信、哲学贵疑的区分，以及中华文化的“哲学”性质之断言，形成了中国知识阶层中轻蔑宗教的习性，甚至一些肯定儒家的学者也不认为此乃宗教，而强调儒教作为社会人格的教化是“属世间法”的，与“出世间法”的宗教有明显而根本的区别。过去学界宣称儒教是宗教，其实质乃基于对儒教的贬低或否定。基于这种认知积淀，儒教作为传统中华文化的象征标志并没有得到“正名”，对孔子形象的褒贬、儒学作用的质疑，使今天的儒家复兴步履维艰、遥遥无期。其它宗教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社会下层的精神需求，不被人看好或看重;不少人会把宗教视为社会上“有问题”人群的信仰。所以说，“中国无宗教”的断言实际上乃基于认为宗教“不好”的价值判断。其问题的解决，则会回到对宗教的本质、宗教的价值判断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当今中国社会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对宗教正面或中性的评判也越来越多，但整个社会对宗教的认知氛围并没有出现质的改变，仍缺少对宗教较为正常或平常的认识。所以说，这种对宗教积极认知的量之积累，还不足以使之产生质的突破。
2. 宗教被视为“落后文化”
关于宗教是“文化”的讨论，曾经标志着中国大陆在宗教问题上拨乱反正的一个分水岭。从宗教是“鸦片”到宗教是“文化”的认知，代表着20世纪中国宗教认知上的一个突破或飞跃。“鸦片论”对宗教基本上是否定性的价值判断，而“文化论”则对宗教至少是一种相对中性、比较客观的判断和认可，因为文化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对之可以吸纳、继承和扬弃，而不再是简单的否定和抛弃。在此，不仅有着对宗教价值判断上的肯定，而且也自然引出了对宗教社会功能的相对肯定。不过，仍有人认为，宗教纵然可被归入人类文化的范畴，但宗教文化也只不过是落后文化、守旧文化，因其保守性而只能是对过去传统的回忆，不可与先进文化同日而语。在今天中国所倡导的文化建设、文化发展和文化繁荣中，宗教文化的定位故颇为模糊，其作用似乎亦语焉不详。
不少人仍不太主张突出宗教的文化性质及文化功能，而坚持其为一种虚幻、唯心的信仰。由于宗教文化的“唯心”性质，遂被认为很难跟上社会文化的朝前发展;特别是当社会文化从宗教文化转向世俗文化之后，宗教文化则被视为是被社会发展所淘汰、难以与时俱进的落后文化。按照这种认知模式，似乎宗教文化不能归入先进文化，更与社会发展、变革的革命文化无缘。
3.宗教被“政治化”
毋庸置疑，宗教与政治有着密切而复杂的关联;但宗教毕竟不是政治，也不应该被归入政治范畴。不过，当今中国社会看待宗教的眼光仍旧以政治眼光为主，强调对待宗教必须具有政治警惕性。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宗教的这种被政治化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积极意义的，对其政治防范的意识要强于“积极引导”的观念。过去推翻剥削阶级统治时对宗教的那种理解仍然保留，即认为宗教是为剥削阶级、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的，其所起的政治作用也是维护统治阶级的政权及其利益、对其臣民加以安抚、消解其反抗意识的。这在当时革命党推翻旧政治体制时对宗教的政治评价却在革命党夺得政权后仍然延续下来，今天的执政党中仍有不少人认为，宗教与政治的必然关联使宗教主要是作为与当今中国政治主流相对立、相抗衡和相抵触的力量存在，是当今执政者必须警惕、防范而不是可以信赖、利用的力量。按照这种认知，宗教也好像与今天的政治不相适应、水土不服，故而只能被动地“被引导”，且需要引导者下大气力来“积极引导”。
由于对宗教在政治层面相对负面的定位，以及宗教信仰与政治信仰被位于同一层面而形成非此即彼的对立，不少人在政治观上遂坚持今天我们社会的主流政治不能“利用”宗教，甚至也不能动用其行政力量或政策举措而帮助宗教顺利发展。这种政教关系的理解因而很难理顺对宗教管理上的强化和观念上的疏远之矛盾关系。
4.对宗教“有神”论的贬低
当代中国社会对宗教的一个基本认识即宗教乃“有神论”，相信鬼、神、超然存在和彼岸世界。尽管人类社会自近代、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已经进入了不同宗教对话，以及宗教与其它意识形态、政治思想的对话时代，人们强调的是认识论层面有神与无神观念的对比和对话，却仍有人坚持有神与无神的争论不可能停止，双方根本无法对话。甚至在这种探讨中对宗教知识的描述、介绍和学术研究也被视为是“学术宣教”而遭到指责。于是，对宗教有神论的态度似乎只剩下战斗无神论式的否定和批判，其余则属多余或会被质疑。按照这种思维模式，客观、中立、学术性地研究宗教的“宗教学”实质上也被斥为宗教范围内的“宣教学”，而对宗教文化的强调也会惹上“文化传教”的嫌疑。一旦涉及宗教的观念、信仰和价值体系，就有可能遭到“媚教”、“宣教”的指责和对宗教充满敌意或怀疑的批评。
尽管经典马克思主义强调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尽管今天的中国宗教徒绝大多数乃“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生成的一代，但其宗教信仰却仍会被视为“旧社会的残留”、是一种反映“旧制度”的存在，而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由此而论同样也没能使宗教徒在世界观、认识论上脱离唯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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