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都不是纯粹的世界公民、而总是属于一定的民族国家，但我们需要时常以世界公民的目光打量世界。当我在电视上看到现代中国导演编排的抗日影片，时常感到悲哀，导演们因缺乏人性的高度使他们非但没有澄清历史、反而模糊了历史。如镜头中日军被轻易杀伤，这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违反人道主义精神。当年中国人抗战何其艰难，因缺少武器装备而往往以大刀与日军搏杀，中国军人如果能那样轻易地杀伤日军，何需抗战八年!而且即使导演让一个人穿上日军服装就可以把它当野猪任意猎杀吗!他不是一个叫中村或渡边的日本十八九岁的青年吗，当他死在遥远的中国，他那被时间所雕琢的狰狞骷髅所对应的年轻人的面影不是依然出现在他母亲的梦中吗，难道“日本人”能改变他作为地球生物人的属性吗!
即使当年日军丧失人性，一个悲悯的历史家还是要尽可能挖掘其人性的残余，因为一头野猪的野蛮无所谓野蛮。如果日军是一群丧失人性的狼群，那么他们的在南京的大屠杀不过是狼性使然，狼性本来就是嗜杀!然而他们战死者的口袋里不是有妻子与儿女的照片吗!只有我们发现了日军残余的人性，其野蛮性才能鲜明地显现出来，才能传达给观众——包括日本观众：什么是违反人性的行为。
以色列的导演、德国的导演何以能在揭露纳粹法西斯大屠杀的历史影片中表现出震撼人心的场景?因为他们超越了民族主义的狭隘立场而在故事中揭露出了人性与反人性的东西，但中国的抗战影视导演却缺乏历史性沉思，无论表现日本人屠杀中国人、还是中国人消灭日本人都似乎不过是森林里动物之间的猎杀或者屠宰场里的血腥屠戮。导演们看不到战争中人类尊严被蔑视的后果是，日军侵华战中蔑视人类尊严的行为的罪恶性被遮盖了。
中国曾是哲学与美术的故乡，中国古典时代的哲人作为先觉者曾是我们这个星球上的谆谆长者，他们以悲悯的哲学告诫世界而赢得世人的尊重。现代中国人要赢得世界的重新尊重就必须和我们的祖先一样伟大文明，如果我们现代中国人是一群气势汹汹、蛮横无理、缺乏人性的家伙，动辄言战而曰不怕战争、对周边小国颐指气使，也便丧失指责当年侵华日军之野蛮性的正义地位了。让我们温习我们中国的先哲老子的话吧，他说“对战争中死去的人，我们应该以悲哀的心面对之，哪怕他们是我们的敌人;即使我们在战争中打了胜仗，也应该像办丧事一样面对胜利。”唯以此战争观，我们作为文明人才能与野蛮人区别开来。
有人会说中国不够强大，因此没有悲悯的资格。女士们，先生们，我要告诉诸位的是，人类世界既然早已摆脱了丛林世界，那么蛮横无礼比之人道文明就永远不可能是更优的选择，哪怕选择者是弱者。无论我们是否强大，我们都不能放弃我们伟大先哲所早已领悟并践行的人道主义哲学。
3、即使希特勒，我们也不会侮辱他的尸体
当年柏林在遭受苏军包围后，希特勒杀死了自己并且让卫兵把自己的尸体焚毁了，他可能知道墨索里尼的下场，他害怕自己的尸体遭受侮辱。
但我们以儒家的世界观看世界如何对待希特勒呢，也就是说，假如周公或孔子面对希特勒的尸体，会如何行动?回答是他们会怜悯希特勒的尸体并人道地安葬它。何以故?因为一切人，无论他生前做了什么，他有多么大的反人类罪行，一旦死亡，他的肉体就与那个犯罪的灵魂立即脱离了关系，他那肉体的形状表明他是人类家庭的成员，它就成为我们兄弟姊妹的尸体了。不仅对希特勒，就是对斯大林、毛泽东，也应该如是观。
希特勒之犯下反人类罪，正是以他信仰的正义而感召的。他是谁?他是人性之恶的凝聚，是当年德国人的非理性精神凝结为一个现实的希特勒，这个希特勒反过来加剧当年德国人的非理性而使他们陷入疯狂，而历史理性所运用的辩证法表现为，这种疯狂行为不是使疯狂胜利、而是使疯狂在自激中破灭自身，即德国人理性的觉醒，觉醒后的德国人回过头来指责希特勒的罪恶，——如此希特勒便有人类的替罪羊的意义。所以即使面对那个穷凶极恶的、活着的希特勒，哲人的目光也会投去怜悯，正如我们怜悯疯人被困在自己疯狂的意识中而不能自拔一样。同样，欧洲之产生马克思、俄国之产生斯大林、中国之产生毛泽东何尝不是人性之恶的凝聚呢!而对于那些随着乌托邦主义的破灭而将自己的名字刻在人类耻辱柱上的共产主义分子，我们都应该怀着这种悲悯的目光。当然，悲悯并非意味着我们放弃那基于我们上帝信仰而维护普遍正义的法律之剑。
女士们，先生们，“爱一切人”，这句话不是空洞的，当我们处在感情激越的时候，要尽可能体察这句话的深刻涵义。正义感所产生的仇恨并不总是有害的，但必须在恰当的程度，否则就会走向正义的反面，虽然至高无上的天法总是利用人类追求正义的热情与对正义的僭越而实现它在人类世界的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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