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中西方藏学研究在学术上的主要分歧，我认为是中国的藏学研究者普遍缺乏良好的语文学(Philology)训练，这或许也是中西学术间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分歧，而语文学恰恰是西方现代学术的基础。应该说藏学是一门入门的门槛比较高的学问，它至少要求从业者有藏语文、梵文或者汉语文的训练，还要求他们对佛教学和宗教研究有基本的了解。还有，藏学是一门国际化很强的学问，中国的藏学家开始任何一个课题的研究，首先必须要有能力了解和吸收西方、日本藏学界的相关成果，然后还要有能力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用西方共通的学术语言，用符合西方现代学术规范的方式表达出来。而目前的现状是，中国的藏学家中很多人或者不懂藏文、或者不懂汉文(梵文)、或者不懂英文，要求他们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和西方、日本那些接受过长期和严格的语文学训练的藏学家用西方人的学术语言来比拼，这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不言而喻。
语文学训练对于藏学研究之重要自不待言，去年德国汉堡大学藏学教授、不丹裔藏族学者多吉旺秋先生来人大国学院交流，他在给学生上课时多次强调不要以为自己是藏族、藏语文是自己的母语就一定可以成为一位优秀的藏学家，如果缺乏足够的语文学训练，藏族也不见得一定就能够读懂古藏文文献。最近读到英国著名藏学家David Snellgrove(1920-)先生的一篇文章，介绍曾任国际藏学会主席的桑木丹·噶尔迈先生(Samtan Karmay，1936-)如何进入欧洲学界的传奇经历，读后颇为感慨。1960年代初，在美国洛克菲勒财团的资助下，欧美、日本很多所著名的大学都在“流亡”藏胞中挑选了一批优秀的藏族学僧，把他们带进这些国际一流的学术机构深造、工作，以推动国际藏学研究的发展。然而，今天看来，噶尔迈先生差不多是那批被选中的优秀藏人学者中硕果仅存的一位有世界级影响的优秀藏学家，而其他被选中者最终都没有成为能与西方学术传统接轨的藏学大家，可见即使在藏族学者中培养出一位优秀的藏学家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噶尔迈先生曾先后受教于Snellgrove、石泰安(Rolf Stein，1911-1999)等欧洲学术大家，1961年就到了英国，却到1985年年近五十岁时才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他以其渊博的知识和扎实的语文学训练，在苯教和藏传佛教宁玛派研究中作出了无人能企及的巨大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多吉旺秋先生的老师，德国汉堡大学印度学、佛教学教授Lambert Schmithausen先生曾发表过一篇简短的书评，批评噶尔迈先生的名著《大圆满法——藏传佛教的一个哲学和禅坐法》(The Great Perfection: A Philosophicaland Meditative Teaching of Tibetan Buddhism)，指出了其书中出现的多处翻译错误。这是发生在两位大学者之间的一段学术佳话，即使像噶尔迈先生这样伟大的藏族学者，也会在翻译古藏文文献时出错，而指出他的错误的竟然是一位德国的语文学家。这段佳话可以作为凸显语文学训练对藏学研究之重要意义的经典例证。我相信如果在中国的藏族学者中也能够出现一位像噶尔迈先生这样既曾浸淫于藏族传统文化教育之中，又接受过严格的西方语文学训练的藏学大家，那么中国藏学主导世界藏学的日子就一定为时不远了。说到此让我想起了已故内蒙古大学教授、杰出的蒙古族学者亦邻真先生，他的存在曾经使中国的蒙古学研究彻底地改变了面貌。
当然，我觉得中国年轻一代藏学家的成长是很值得期待的。最近一年间我曾有幸先后三次受邀去哈佛讲座和参加学术会议，每次都发现目前在哈佛攻读藏学硕士、博士学位，或做博士后研究的中国学生，其中有藏族，也有汉族，已经是那里所有学生中的多数。其中也包括好几位我自己以前的学生，他们显然远比同龄时的我优秀、成熟，试想等他们成长起来，并成为中国藏学研究的骨干时，国际藏学研究的格局应该完全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宗教在藏学研究中究竟是一种什么地位?是主流么?
沈卫荣：西藏文明是一种非常彻底的宗教文明，佛教渗透到了西藏社会的每一个细胞之中，不懂得藏传佛教，我们就根本无法理解西藏文明。因此，藏传佛教研究是国际藏学一项最主要的内容。如果说藏学研究主要是一种文本的研究，那么它就更加无法与藏传佛教研究分开，因为自十一世纪开始，所有藏文文本都被赋予了极其浓重的佛教色彩，所有的西藏历史都经历了一个彻底的佛教化过程，按照佛教的思想和逻辑作了彻底的改写和诠释。
在西方藏学史上，藏传佛教研究从来都是其中一个最突出的分支，而近二十年来它更成为藏学研究的绝对主流。老一辈的著名藏学家如图齐、石泰安、黎吉生(Hugh Richardson，1905-2000)、Luciano Petech(1914-2010)、Géza Uray(1921-1991)和山口瑞凤等都曾是一流的历史学家，也都对西藏世俗的历史有过研究，然而，在新一代国际知名的藏学家中却再没有出现传统的历史学家，他们中的大部分是藏传佛教研究专家。例如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国际藏学界对敦煌古藏文文献的研究多半集中于对其中的世俗文献的研究，而近二十年来的研究则基本上是对其中的佛教文献，特别是密教文献的研究。而反观中国藏学界，至今我们依然在期待藏传佛教研究大家的出现，除了个别学者在古梵文佛教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上能与西方学者同步外，整体而言我们对藏传佛教的了解似乎还停留在王森先生写成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的水准，这大概也是今天的中国藏学依然难以与国际藏学深层次地对话和接轨的一个重要原因。
您曾经说过，西方对西藏有两种相反的传统，一种是妖魔化，一种是神话化。我们先谈谈妖魔化吧。拿您主编的这本新书《何谓密教》来说，密教在西方一开始是被情色化的。
沈卫荣：应该说，“想象西藏”是一个在人类文明史上持续了很多世纪的有趣现象。大概是因为西藏地理上的不可及性和文化上的独特性，它给西藏以外的世界提供了无穷的想象和设计空间，所以，世上才会有那么多五花八门的西藏形象，一会将它妖魔化、一会又将它神话化。这种形象的变化与西藏本身没有关系，它折射出来的实际上是西方社会、文化和心灵的变化。当然，“想象西藏”并不是一个西方特有的现象，在汉族文化传统中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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