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们也不应该过分夸大藏学家的著作对普通大众的影响力，严肃的学术著作读者毕竟有限，其影响也是十分有限的，相反虚构的文学作品往往能产生巨大的影响。这里我举一个例子，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位自称洛桑·然巴(Lobsang Rampa)的人，连续发表了《第三只眼》(The Third Eye，1956)、《拉萨来的医生》(Doctor from Lhasa，1959)和《然巴故事》(Rampa Story，1960)等三部自传体小说，风靡一时，曾被翻译成很多种欧洲文字出版，很多西方人读了这三部小说以后从此就迷上了西藏和藏传佛教。当时欧洲的两位藏学权威，即英印政府的驻藏代表黎吉生和那位曾经在西藏住了七年的奥地利登山运动员Heinrich Harrer(1912-2006)见状急得直跳脚，他们死活都不相信这位洛桑·然巴真的是一位来自西藏的转世喇嘛，几次提出要和他当面用藏语对质，但都未曾得到后者的理睬，最终他们雇用了私人侦探，才发现这位所谓的“拉萨来的医生”实际上是苏格兰乡下的一位管子工，真名Cyril Henry Haskin。他连英国的国门都没跨出过，更不用说去过拉萨、西藏和日本了，所有的故事都是他闭门造车想象出来的。可是，虽然这位洛桑·然巴的真实面貌早已被揭穿，但至今还是有很多人相信他这几部小说中描写的西藏故事才是最真实可信的，至少它们比黎吉生和Harrer们的书要好看得多。人类不见得时时刻刻都想着去追求绝对的真实，而往往更喜欢相信他们自己愿意相信的那些东西，真实(truth)往往不如妙想(fantasy)更令人神往。
我一直很纳闷，西方一神论的基督教文明，按说是排他的，它对伊斯兰文明就充满警惕甚至敌意，《文明的冲突》中甚至说它对儒家文明也有这种感觉，但为何对藏学和藏传佛教却是“包容”甚至友善的呢?或者这么说，每周去教堂难道可以和打坐念经兼容?西方政治文明竟然对“政教合一”的传统也可以包容吗?或者这么想是否对，西方对西藏的理解其实是“去宗教化”的，没有把西藏理解为一个与基督教相异的佛教文明?
沈卫荣：你这个问题提得有点复杂，不知道我这一句两句能不能把它说个明白。我觉得藏传佛教今天在西方之所以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它既不是西方宗教宽容的表现，也不是“去宗教化”的结果，藏传佛教只不过是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神坛”(An Alternative Altar)而被西方人暂且接受的，它最多不过是西方社会之“多元性”(Diversity)，或者说是德国人喜欢说的所谓MultikultiGesellschaft(多元文化社会)的一种表现形式。藏传佛教之所以受欢迎，除了是神话化西藏的直接结果外，它还依托于另外一个国际性的宗教背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特别是在冷战时代结束以后，西方延续了几个世纪的基督教传教运动面临了巨大的挑战，早已不得人心，西方社会开始转而倡导跨宗教和跨文化的对话，以减少东西之间、不同宗教和文化间的冲突，并增进它们之间的互相理解。事实上，由于受现实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制约，这样的对话就是在基督教和天主教之间甚至都难以进行下去，更不用说是在东西对峙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进行了，而最能和西方各种宗教团体进行这种跨宗教对话的就数和西方较少有直接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冲突的藏传佛教了。而在海外代表藏传佛教的宗教领袖又往往愿意放下身段，求同存异，为了迎合西方政治和宗教的需要、适应西方科技的新发展，不惜改变自己的部分宗教观念和立场，以求圆融与和谐，这使得藏传佛教成为世界各种宗教传统都乐于接受的最理想的对话对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藏传佛教才获得了西方人广泛的“包容”和友善。
当然，西方人对藏传佛教的接受还是非常表面的，他们接受和实践的藏传佛教显然不是西方藏学家潜心研究的那种甚深、广大的宗教形式，而是西方人自己想象出来的，并为他们自己量身定做的那种宗教形式。西方的藏传佛教徒大部分是衣食无忧的、自恃进步的有闲阶级，他们之所谓信仰藏传佛教，无非是空闲时在自己宽敞、舒适的客厅里，打打坐、练练瑜伽，想想慈悲和智慧而已，藏传佛教徒的身份更多是一种外在的、另类的时髦包装，他们内心深处最关注的一定还是西方主流社会的那些事情。这种形式的藏传佛教当然不会和西方主流的基督教文明形成严重的冲突，相反，它可以是貌似宗教多元、自由的西方社会的一层美丽的包装，它并不影响西方社会的核心利益，并不违背西方的核心价值观，至于西藏还应不应该继续实行“政教合一”制度，那就压根不是他们关心和考虑的事情。
再往深里思考，以上说的这种现象还是可以回到您说的妖魔化和神话化这两种相反的传统，西方对西藏包容友善的神话化是如何压倒文明冲突式的妖魔化的?
沈卫荣：我描述的西方妖魔化和神话化西藏并不是说这两种现象、两种传统一定是前后相继出现、在某个时间点上后者取代了前者的关系。事实上，这两种现象经常是同时存在、如影随形的，只是有时候妖魔化是主流，如在殖民时代的西方，有时候神话化成了主流，如在启蒙时代和当下的西方社会中。但即使在今天的西方社会，他们对待西藏、对待藏传佛教，也不只是一味的叫好，同样也还有不少过激的批评声音的。“西方对西藏的包容友善”更多针对的是他们自己虚拟出来的那个精神的西藏(Virtual Tibet)，那是他们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他者”(a significantother)，而对那个现实的、物质的西藏实际上他们所知甚少，在目前的情况下他们也很难给予西藏实际的帮助。中、西间若能就“西藏问题”开展理性的对话，其前提之一就是要消除这种神话化西藏带来的负面影响，还西藏一个真实的面目。
回到我们这次访谈的主题藏学研究，我想说的是，尽管学术研究很难完全不受现实政治的影响，“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中国的和西方的藏学研究也一定都会受到他们各自的政治立场和社会主流思想观念的影响。但学术毕竟不是政治，做学问更不是从政，如果我们各自都能够对学术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多一份清醒的认识和警觉，那么我们从事的藏学研究就会更加学术和客观一点，在中西方藏学家之间就学术问题进行理性对话的可能性也就会多增加一点。如果我们能尽可能地排除政治立场和思想观念的对我们的学术研究的影响和束缚，用更加学术的视角和方法来讨论和研究西藏历史和现实中的种种问题，如“政教合一”、“活佛转世”、“藏传密教”、“汉藏关系”和“大藏区”等等，那么，不但中西方藏学研究间的分歧和差距会逐渐缩小，而且，我们的研究成果也最终会对人们理性和正确地认识与西藏相关的种种政治和宗教问题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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