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这样的标签，虽然能带来讨论上的一些便利，同时却是问题重重，尤其是严重曲解了自由主义的道德基础。原因很简单，如果自由主义真的被诠释为一套不重视平等和社会正义的理论，那它不仅严重背离自由主义传统，同时也在理论上没有任何道德吸引力。过去数百年来，无论在理念上还是实践上，自由主义一直视平等为核心价值，并以此作为它的主要政治网领，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公民平等的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男女社会地位及工作待遇上的平等、种族和肤色平等，教育和就业上的机会平等。这张清单可以一直数下去，而民主社会其中一个重要成就，正是在不同领域努力推动平等理念的实现。
我们因此可以说，自由主义不仅在争自由，也在争平等;不仅在争某部分人的自由，也在争所有人的自由;不仅在争某个领域的平等，也在争公民在不同领域都能得到国家平等的尊重。背后的基础，是“人人生而平等”这个现代最深的道德信念──这个从洛克、鲁索、康德直到当代的罗尔斯、德沃金等自由主义者努力捍卫的信念。是故，左派和右派之争，根本不应视为平等与自由之争，而应视为要什么样的平等和什么样的自由之争。如果右派“拱手”将平等让给左派，甚至对平等的理念避之则吉，那么他们将难以证成自己所追求的政治目标，同时无法响应今天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出现的不平等和不公正。
问题马上来了：如果自由主义真的重视平等，为什么竟可以容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导致的巨大贫富不均，以及由此而来的其他领域上的严重不平等?例如富人较穷人拥有更大的政治权力，更高的社会地位，更优的教育机会等等。资本主义的发展令大部分资源和财富集中在极小部分人手上，已是全球普遍现象，并已在各国激起极大民愤。如果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捆绑在一起，并无条件拥抱放任市场，那么它如何还能够声称自己重视平等和正义?这是真实而迫切的问题。今天自由主义在世界各地成为批判声讨的对象，与此有极大关系。
某些相信自由至上的放任自由主义者(libertarians)直率地认为，这样的不平等是经济自由的代价，不得不如此，我们必须接受。也就是说，自由和平等是不兼容的价值。自由主义既然选择了自由，那就必须牺牲平等，国家不应以任何手段去干预市场或进行财富再分配。我在本书第四部分指出，持有这种立场的人并不如他们自己想象的那么“自由至上”，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在一个以私有财产权为基础的商品社会，金钱是使人能免于法律限制而去做许多事的必要条件，因此富人其实较穷人享有更多的自由。如果放任自由主义真的重视人的自由，并希望所有人能够具备基本的经济条件去实现这些自由，它就没有理由接受市场万能，并以自由之名反对任何的资源再分配(这只是放任自由主义其中一个支持资本主义的论证。事实上，放任自由主义完全可以诉诸一种它认为合理的平等观去为资本主义辩护，例如机会平等，又或平等的自我拥有权等)。
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左翼自由主义，对此问题有着完全不同的思路。罗尔斯的问法是：如果我们视社会为自由平等的公民共同参与的一场公平合作，那么怎样的资源分配原则才能得到所有合作者的合理接受?罗尔斯的答案是，在保障了公民的基本自由及公平的机会平等后，不平等分配只有在对社会最弱势的人最有利的情况下才能容许(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p.266)。基于这组正义原则，既然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只会导致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穷人不能在经济合作中受益最大，那么自由主义自然不应接受这样的制度，而应另谋其他的可能，例如他所称的财产所有民主制(property-owning democracy)或自由社会主义制(liberal socialist regime)。(罗尔斯认为，从他的正义原则所推导出来的，不是目前西方的福利国家模式，因为这个模式只是保障所有公民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但却仍然可以容许极大的财富不平等。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p.xv。)由此可见，罗尔斯从来不觉得自由主义有必要无条件地支持资本主义。对他来说，既然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那么首要的问题必然是：从自由平等的观点看，怎样的社会才是最公正的社会。自由和平等从一开始就不是对立的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共同构成正义社会的道德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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