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她”为刘半农所炮制，我们想起“她”也不能不想“他”，但是上面我们提到的一些掌故、典故或史籍并不是“她”字的源头始祖。
刘半农的奇思妙，早在1918年8月之前就萌发了。只是在此之前一直处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扭捏状态而已。
蓦然回首：“她”在灯火阑珊处
早期白话文，“他”、“伊”、“他(女)”都作第三人称代词。这种混乱的书写方式给译文和白话文创作带来了诸多不便。外来语英文中的第三人称代词是分阳性、阴性和中性的(he，she， it)，汉语难以对译。译文较多的日文也遇到这种尴尬的情形。1918年8月之前，刘半农就私下与友人交流过，周作人是知情人之一。
1918年8月15日，，周作人翻译的瑞典作家August Strindberg的小说《改革》发表，译者在译文前特别加上了一段关于“中国第三人称”的说明。其中透露了刘半农的一个个人创意或说大胆构想：“中国第三人称代名词没有性的分别，狠觉不便。半农想造一个‘她’字，和‘他’字并用，这原是极好;日本用‘彼女’(Kanojo)与‘彼’(Kare)对待，也是近来新造。起初也觉生硬，用惯了就没有什么了。现在只怕‘女’旁一个‘也’字，印刷所里没有，新铸许多也为难，所以不能决心用他;姑且用杜撰的法子，在‘他’字下注一个‘女’字来代。这事还得从长计议才好。”译成汉语的《改革》虽然还是用“他女”当做“她”用，但刘半农的“她”之造字已经有了知音——只是因为“活字”不便“印刷”才没有“上市”罢了。
这就是“她”字在中国文字史上的最早尝试的理论雏形了。
时至1919年2月，《新青年》已经出版到6卷2号。“她”的问题再度提到重要日程。这个发难来自钱玄同对周作人“SHE”译法的请求“指教“和“答复”：“你译小说，於第三身的女性人称代名词写作“他女”，我想这究竟不甚好，还是读‘他’一个字的音呢，还是读‘他女’两个字的音呢?”
当时译文中的女性、女权、妇女问题很多，而且它们也是新文化元典的一个“新”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用“伊”字有守旧、文言尾巴之嫌，所以代表女性的、与男性第三人称又有区别的“ta”千呼万唤。在“限制旧汉字”和“添造新汉字”之间，究竟何去何从，钱玄同和周作人两人各自都有过一番的仔细的斟酌。周作人的回答是：“我的意思是读作‘他’，‘女’字只是个符号。我译《改革》这篇小说时，曾经说明，赞成半农那个‘她’字，因为怕排印为难，所以改作这样。”针对周作人对刘半农之“她”的认可，钱玄同很是自以为是说：“照半农的意思，造一个新字。但半农所要造的‘她’字，我以为不甚好;因为这字右半的‘也’字，要作‘他’字用。”为此他要造一个新字：“女”字旁加一个它，即“女它”。
周作人在钱玄同提出这个意见后，开始摇摆。于是，两间余一卒的摇摆使他再度提出以“伊”字定案：“我既然将‘她’字分开，写作‘他女’用了，如用本字，自然没有不赞成的道理。照你说造一‘ta’字，文字学上的理由更为充足，我也极赞成。但这仍是眼的文字，还有点不足;所以非将他定一个与‘他’字不同的声音才好。你前天当面和我说的，他读作ta，‘ta’读作‘te’，也是一种办法。我又想到古文中有一个‘伊’字，现在除了伊尹孙洪伊等人名以外，用处很少，在方言里却尚有许多留遗的声音。我们何妨就将这‘伊’字定作第三身女性代名词，既不必叫印刷局新铸，声音与‘他’字又有分别，似乎一举两得。不知你以为如何?”(《英文“SHE”字译法之商榷》，《新青年》6卷2号，1919年2月15日)
在一个标新立异的转型时代，人人都怀着无限的超越癖进行创新。歧义归歧义，历史注定了从一而择的规律。在钱玄同的激烈、刘半农的执著、周作人的折中中，“他女”、“ta”、“它”都壮烈牺牲，只有“她”技压群芳，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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