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寺院已有3万多所，在不同的寺院中经济情况大不相同。都市中寺院、佛教名刹与名胜道场以门票、寺院经营、佛事活动及信徒布施为主，经济情况比较好。然而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现象在寺院经济中也普遍存在。在一些大城市、东南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一些著名寺院的收入颇为可观，每年仅门票收入在2、3千万元以上的寺院比比皆是。在中国经济热点长三角、珠三角、江浙沪一带，甚至不乏年收入过亿的丛林大刹。以广东为例，从20世纪80年代初全省恢复4座寺院到2012年1500多座名刹古寺遍布南粤各地，其变化可谓翻天覆地。不过，占绝大多数的乡村寺院，不少因地处偏僻，寺院无固定收入，信徒捐献有限，生存极为艰难，有的寺院常住还被纳入低保救济的范围。加之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差异性，造成一方面僧才难以为继，一方面僧人多向都市及名山名刹集中。大量乡村寺院和地处穷山僻壤的小庙不仅难见僧人，而且也难免处于“抛荒”状态。如湖北省佛教活动场所5000多处，佛教教职人员4000多人(认定备案近3000人)，僧人多数集中在武汉、黄石等大中城市之中，或在宗教历史名胜区，如黄梅四祖寺、五祖寺等历史名刹，而多数乡村小庙甚至都没有僧人居住;重庆227处正式注册的宗教活动场所，200余处为偏远乡村的小寺院，多数都没有僧人居住，有的仅有一两位僧人;广东的湛江和潮州地区只有1、2个出家人的寺庙占当地寺庙的绝大多数，没有固定僧人，基本靠在家信众管理的寺庵也不在少数。
二
汉传佛教寺院所发挥的积极社会功能
改革开放30年来，汉传佛教寺院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速发展，回顾近现代佛教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可以说当代汉传佛教正处在黄金发展时期。目前中国佛教的社会形象基本上是好的，在社会上树立了正面的形象，随着佛教寺院经济的迅速发展，佛教四众在社会进步、文化活动和经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总体上看，随着汉传佛教寺院经济的迅速发展，佛教界努力将取之于十方的善财回馈社会，积极从事于文化建设和弘法工作，努力投身于慈善公益事业，为新时期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佛教寺院自古以来即具有双重属性，即宗教属性和社会属性，从佛教的传统理念来看，寺院财产取之于十方，亦用之于十方。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寺院经济的发展，汉传佛教寺院秉承大乘佛教慈悲济世的精神，积极回馈社会。以慈善为例，据中国佛教协会不完全统计，仅2007年至2012年，全国佛教界就为公益慈善事业捐赠善款约18.6亿元，占全国宗教界捐款总额的62%。佛教公益慈善事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内容日益丰富、形式更加多样，透明度、公信力和号召力日渐增强，专业化、组织化、规范化程度不断提高，佛教界已经成为全国公益慈善事业的一支重要力量。
三
汉传佛教寺院管理的类型
寺院经济的发展、寺院道风建设和寺院弘法利生事业都离不开寺院的有效管理，而经过“文革”浩劫之后，汉传佛教寺院的恢复和建设几乎都是在残垣断壁上重新起步，各地寺庙大都因陋就简、因地制宜，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方式恢复或重建寺院。在20世纪80年代，主要依靠各级党委统战部和政府宗教部门的帮助恢复和重建寺院;进入90年代中期，随着旅游业的兴起，除了政府相关部门之外，各种民间资本和地方势力开始涉足佛教寺庙的建设和开发利用;进行21世纪之后，“宗教搭台，经济唱戏”成为各地招商引资的流行模式，兴建寺庙成为各地开发旅游资源的重要措施之一，各种大型企业和商业集团以各种方式进入寺庙建设和管理，特别是那些风景名胜区的著名丛林，更是成为各种势力竞相投资的对象。因此，使佛教寺院的物业管理和经济管理呈现复杂多元的态势。依据目前的具体情况，就管理主体的角度而言，当下汉传佛教寺院的管理形式大致可归纳为如下七种类型。
(一)僧人自主型管理。即寺院由出家僧众根据佛教的传统和仪轨，选任住持、礼聘两序大众，对佛教寺院的各项事务进行独立自主的管理，这既是我国相关宗教法规所规定的管理模式也是中国传统丛林制度一脉相承的管理体制。在这种管理体制下，无论是建立寺管会，还是实行方丈负责制，其管理主体都是出家僧众，除在对外宗教事务上接受宗教行政部门的领导外，其内部的大小事务，人事、财务、物业、法事、寺院建设、对外交流、自养事业都由住持率领下的两序大众决策、管理。就人、财、物、资源、信息管理的自主程度而言，那些完全依靠佛教界自己筹资兴建的寺庙最具典型性(如湖北五祖寺、四祖寺，广东六祖寺、千佛塔寺)，就汉地寺庙的总体情况而言，其自主的程度和职事设置或许有所不同，但僧人自主型管理是大多数寺院所采取的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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