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宗教蓝皮书》关于基督教人数的调查最大的不可信就在于它不是由与政府无利害关系、或部门利益瓜葛的科研机构完全独立进行调查的结果,而是经过精心掩饰的政府行为的结果。它虽然由学术机构出面代表官方向全社会公布了调查结果,但调查的全过程却是在“保密”的借口下,整个一个暗箱操作。调查由国家宗教局主导、社科院宗教所出面、国家统计局实施,三位一体,分工合作、配合默契;国家财政对调查经费的专项拨款,由宗教局“合理”分配。整个调查,无论事前还是事后,对社会而言,均无透明可言,一切都天衣无缝,唯独缺了公众的参与、公众的监督。
事实上,无论《2010年宗教蓝皮书》对外公布的数字是多少,都是调查者从维护部门利益的需要出发,经过周密思考算计之后经过加工、整理的数字。为了维护稳定或强化对宗教的行政管理,政府管理部门可以根据需要对公布的调查结论任意调整,这种做法并不稀奇。但这样的调查结果宗教局自己是否相信都很难说,要将其作为学术界和整个社会研究基督教问题的“客观”依据,实在是不严肃、不科学的。在整个政府公信力普遍极度低下的今天,由政府宗教管理部门主导对自己主管领域内敏感的基督教人数问题的调查,难逃作假之嫌。社会各界围绕这种对重大敏感的社会问题的调查,要讨论的应该是调查的程序是否公正、方法是否合理,操作是否有公众的监督,如果调查本身的设计与操作不透明,调查者不受任何监督,最后公布的结果无论是什么,都是没有意义的,不具可信度。
2.被调查者对个人社会评价的现实考虑
任何一项调查,都涉及到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两个方面,没有被调查者的充分、真诚的合作,无论调查者做出怎样的努力,调查的方案设计的如何完美,其结果有多大的可信度,都是值得怀疑的。
这次中国社科院宗教所对基督教人数的调查,使用了“实名制”,即要求被调查者必须将自己的姓名、联系电话等个人信息如实地告诉调查员。据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核查“调查质量”,但恰恰是这种“实名制”的调查方法,客观上彻底破坏了“调查质量”。
众所周知,我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国家,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从小学到博士,都是贯穿始终。尽管宪法保护宗教信仰自由[13],但宗教毕竟不在官方大力提倡、弘扬的信仰之列。在现实生活中,宗教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都设有多个专门管理宗教的机构。基督教的发展始终处在包括公安部门在内的各级政府管理系统的严密注视之下。一个人是否信仰宗教或者是否信仰基督教,并非纯粹的“个人私事”[14]。基督教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张力时紧时松,双方的关系复杂而微妙。几十年来,中国基督教内部得到政府认可与支持的“三自教会”与未被政府认可的“家庭教会”两种组织体系之间长期对立的局面至今未有丝毫之改变。得到国家承认的基督教三自教会要在社会上进行任何形式的活动、要在国际上进行任何层面的交流,都必须得到政府宗教管理部门的批准。至于未被政府承认的家庭教会处境就更为艰难了。从中央到基层政府的各级公安部门都有专门关注基督教家庭教会动向的国保大队,家庭教会与国保的冲突时有发生。
在社会生活中,共产党是执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享有至高无上的、不容挑战的政治地位,但党的纪律明确规定共产党员不能信教;党所领导的军队不接纳有宗教信仰的人入伍,即使偶有个别宗教徒进入军队,其宗教信仰在服役期间也不敢公开,即使公开了,其宗教需求也不会被考虑;国家机关与政府部门、公安、检察、司法机关、大型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在招聘员工时,对员工的政治面貌也十分看重,被招聘者如果公开声称自己是宗教信徒,不仅没有政治优势,而且会严重影响自己的录用。此外,广播、电视、报纸等大众媒体从来没有对宗教信徒特别是基督教徒在社会中的积极作用进行正面报道。相反,媒体在谈到宗教时,总是将其作为某种特殊的、负面的因素,不厌其烦地号召各级政府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15];在提及基督教时,总是不忘强调“抵制渗透”,要求教徒“守法”。年复一年,整个社会对宗教、对基督教的歧视与偏见未见任何理性的反思,即使基督教要做好事,要开展慈善活动,也不被允许公开报道,无法取得在社会公共领域活动的合法“名份”[16]。
在社会总体上对宗教特别是基督教予以排斥、否定的大环境下,一个被调查者面对政府的调查,要在必须向政府调查人员提供个人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的前提下,公开声称自己是基督教徒,并回答关于宗教信仰的提问,实非易事。考虑到真名实姓回答问题的结果对参军、入党、提干、在单位工作的人际环境及个人或家庭的社会评价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被调查者不要说是未被政府认可的基督教家庭教会的成员,即使是那些受到政府认可的三自教会的信徒,出于对自身安全与未来发展的考虑,有多少人可以毫无顾虑地向政府公开承认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在中国社会没有对宗教或基督教的政治敏感性“脱敏”之前,政府以“实名制”的方式公开进行的以了解公民个人是否信仰基督教为目的的调查,其结论有多大的可信度,实在值得怀疑。毕竟,大多数人是要吃饭、要工作的,明知党和政府对基督教是什么态度,还要向政府公开坦露自己是基督教信仰者,这会成为一般人的正常选择吗?一个坚持无神论为主导的政府对公民个人宗教信仰问题实行“实名制”调查,后果如何,一般人难道会不予考虑吗?中国的户籍登记本上早就有“宗教信仰”一栏,如果大家无所顾忌如实登记,还需要再搞专门的基督教人数调查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是在调查,是逼着老百姓在敏感的信仰问题上坦白,是用宗教调查的方式,测试老百姓对党的意识形态的忠诚度。这样调查得到的数据,在微观上绝对“可靠”,在宏观上却极不可信,其目的如果不是自欺,就是在明显地“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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