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中生死轮回的观念，改变了藏民族对于人的世界和神灵世界这两个世界的意念和人生观。因此，本文将生死观作为测量宗教信念的一个重要指标。调查结果显示，藏族移民的生死轮回观变化较小，但在因果报业观上呈现出分化。
对“是否相信来生”这一问题，在80 名被调查者中，有35 人(43.8%) 的藏族移民回答“完全相信”，虽然这一数据偏低，但加上“不完全相信”的20 人(25.0%) ，这一数据也达到了68. 8%。如果从“相信活佛转世”来看，则达到了78.7%。根据我们的调查结果，完全相信的比率相对较低，但“不完全相信”的藏族移民更多地集中在25 以下的年轻人，这一群体正处于宗教信仰与主流信仰发生冲突的阶段中，由此开始对轮回思想产生一定程度的怀疑，这是他们在适应移民生活初始阶段所遭遇的。事实上，“相信来生”与“活佛转世”二者反应的都是藏传佛教的生死观，即其轮回哲学。调查结果上二者的差异，可能与被调查者对问题的理解相关，“是否相信来生”这一问题容易使被调查者将其与自身经历联系起来，进而将该问题作为一个科学命题来考虑和推断; 而“活佛”与世俗生命是有差异的，其本身就是一个生命的连续体。另一个可能原因是，被调查者有所顾及，会在不同场合有选择地进行掩饰。
调查还显示，都市藏民的因果报业观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问及“你是否认为现在生活得比您好的人是因为他上辈子做了很多善事”有58 个被调查者选择了“否”，占样本数的72. 5%。问卷还设计了这样的问题“一个人念经和转经得越多，他下辈子会过得越好”结果与上述问题之结果一致。这说明，藏族移民在对现实生活的归因上，不是寻找“前因”，即前世的“业报”，而更多的是从“此世”中来寻求原因。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仅没有将此世的各种情况作为前世的“果”，也没有将此世作为来生的“因”。而是更多地将思维放在了“现实报”，这说明部分藏族移民开始降低自己的修行目标，在观念上呈现出圣俗分离、虚实共存，既重视精神生活、又重视世俗生活的态势。或者说，藏族移民开始了从舍此岸求彼岸到以此生的幸福去接近彼岸的转变。
(三)都市藏族移民信仰的泛化
任何一个常规社会的价值体系都是多样的、复合性的。在藏区，整合社会的道德和价值观是由藏传佛教来提供的，藏传佛教所提倡的出世哲学与现代社会对金钱的追求、自我中心、享乐主义、消费主义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系统。虽然经过了半个世纪的现代要素的移植和渗透，如今的藏区仍然还是以传统的藏传佛教价值为其主要的支撑。我们关注的是，在异质性的现代化都市中，具有传统藏传佛教价值观的藏族移民群体，如何调适自身的价值系统，避免与主流价值系统发生冲突，从而在多元社会中形成共存互补的状态。事实上，前面我们提到的许多不再信仰藏传佛教的案例，都与价值观的改变有关。
将价值系统分为传统和现代的两极思维易于得出非此即彼的冲突理论，而忽略多元社会中各价值之间的共存和互补关系。传统藏族的价值系统与现代都市的价值系统之间虽然有诸多差异性甚至对立性，但藏族移民都是在不断适应移民生活的过程中，寻找着彼此之间的无缝对接。近现代社会进步的标准本身就是认知价值和经济价值的互相促的结果，但这两种价值至今也没有成为藏区农牧社会的主导价值。
藏族人所有的观念变迁都能浓缩为对现代教育的态度。笔者在藏区的调查显示，藏族农牧民在教育意识上所有转变，表现为对现代教育存在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他们非常认同现代学校教育，表现在家庭教育投入问题上，则认为不能像以能否考上大学作为家庭教育投入的标准，关键在于不能让孩子一点知识、一技之长都没有。但另一方面，由于接受现代教育困难且教育回报低，职业技术教育也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农牧民( 尤其是在牧区) 往往会选择将子女送入寺院，甚至许多已经在接受学校教育的适龄儿童也存在中途退学进入寺院学习的现象。而都市藏族移民对现代教育的态度则是积极的，有95%的被调查者支持学校教育。近年来，成都市藏族移民群体中就学及陪读群体人数的迅速攀升，则是他们对教育、科学的态度改变之体现。
二、都市藏族移民宗教行为的变化
一种宗教传统的发展不仅仅是在偶然性的领域内进行，所有保留下来的传统都与当下社会发展、以及在这一社会中信徒的需要相适应。藏族移民从藏区迁徙到内地大都市后，外在社会环境与自身需求的变化是导致其信仰外在表现形式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结合藏传佛教和本研究的实际，笔者将把藏族信众的宗教行为主要集中在其宗教仪式上，并将仪式分为日常仪式和特殊仪式两大类。点酥油灯、奉净水，每天早晚磕头、转经、念经、转寺庙和白塔、放生，这些都属于日常的宗教活动，另外还包括一些特殊的仪式，如参与一般由寺院组织的宗教节庆、法会、道场; 以及每年在家请活佛、喇嘛作法事; 遇见难抉择的事，请高僧测卦; 出远门择吉日、婚丧嫁娶、房屋修建、装饰都进行打卦、诵经等。
(一)日常仪式的改变与创新
藏传佛教的仪式分门别类，非常多，甚至同一仪式在不同的地区、教派和寺院也有不同之处。通过比较发现，藏族移民在日常仪式的践行上主要发生了以下几个变迁: 1. 念经是变化最小的宗教行为，变迁在于因与磕头这种仪式联系在一起的、一边磕头一边念经的行为的减少。这来自于此种宗教行为本身的隐秘性和方便性; 2. 都市居住格局和居住条件的限制以及劳动时间结构的变化所导致的磕头形式和数量的变化; 3. 就放生行为而言，首先在于移民行为导致的家庭结构的变迁，使信徒过去以家庭为单位的放生行为变为单个人的行为，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松散的自组织的放生群体日渐形成。事实上，这种群体性的放生组织不仅在藏传佛教信徒中，在汉传佛教信徒群体中也十分盛行。据笔者的了解，各种大大小小的放生群体定期在九眼桥水产市场购买命物，然后到龙泉湖或是北湖放生。其次，放生对象和过程的变迁使放生的频次改变。所谓放生，即赎取被捕之鱼虫禽兽放之于池沼、山野之中，举凡天上飞的如鸽子、麻雀，地上走的如鸡鸭、牛羊，水里游的如鱼虾、鲈鳗，土里钻的如蚂蚁、蚯蚓，大到狮象，小到昆虫，只要有生命的个体，在力所能及和必要时都可以放生。但在成都这样的内地都市，放生的主要对象改成了渔市的鱼虾等水中生物。而都市内河流的污染和稀少，也使放生的过程更为艰辛，时间也更长，市区的府南河并不适合放生，信徒只有选择到郊区比如龙泉湖这样的地方放生。所有这些变迁都使单位数量上的放生行为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 金钱和时间) 大大高于在迁入地所进行的放生行为，笔者认为，这完全可以弥补信徒在放生频次上低于迁出地所带来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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