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特殊仪式的私密化与转移
特殊仪式一般具有很强的公共性，而都市公共性活动场所的缺失导致了两种现象的产生: 一是我们上面所提到的仪式的转移实现，即将当下所需仪式转移到信仰的发生地去实现; 二是公共性仪式在都市中的私密化或家庭化。
移民的直接后果首先是位置的变迁，大型的宗教节庆一般是由寺院主持的，这就意味着移民将无法正常地参与到这些活动中来。我们的调查显示，大部分的藏族移民参与较多的是年终和年初的活动，说不上是专门回去参加这些节日，但除了是回老家过年以外，或多或少也有这些原因。平时的时间，除了时间较自由的退休者或是在成都养老或赋闲的移民以外，很少有人专门回去参加这些宗教节庆，但如果回迁出地时恰遇宗教节日，他们一般会很乐意地参与进去。成都历来就是佛教传播的重要地区，虽然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之间有个中差异，但二者本为一家，历来交往频繁。因此，在某些大型的宗教节日上也有共同之处，移民也常常会参与进来。例如，每年的燃灯节期间，每天到宝光寺点灯(点酥油灯，而非清油灯) (看他们每年的法会举行情况) 的藏族信众就有3—4 百人次。
这里，我们将家庭法事这一宗教仪式也放在了特殊仪式的范畴中。在藏区，遇到人的生、老、病、死时，许多人仍去寺庙求神拜佛，寻求神职人员和宗教仪式的支持。但城镇中的许多人已将请喇嘛念经与医疗看得同样重要。本研究中的被访者表示，应有的家庭法事在迁出地一般都会举行，而只有15%的人表示在成都举行过家庭法事，即使举行，也由于念经和法器的声音都太大，邻居如果有意见，物管就要干涉，即使念经，也不能使用法器。多数人表示如果需要做法事，都是打电话给家人，让他们在迁出地举行。
可以看出，迁出地原有宗教传统依然是成都市藏族移民信仰行为调适的参照系，表现为在移植原有宗教信仰场景和行为基础上的调适，调适中有创新行为发生，这是新一层次上的传统的累积。在变迁原因上，主要是由客观社会环境的变迁所带来，制度对此有直接的影响。一方面，迁入地社会宗教信仰的异质性这一事实造成的移民信仰实现机制不足，主要表现为寺庙( 尤其是藏族佛教寺庙) 、白塔、经堂等实现信仰表达的神圣空间的不足。另一方面，城市居住格局对一些仪式的限制，一是对日常仪式，诸如磕头、转经的限制; 二是对一些特殊仪式，尤其是家庭法事之类的限制，如迁居法事无法按照藏区的方式进行。这带来的结果是，移民将某些信仰行为通过次级代理的形式转移到迁入地以实现信仰需要的现象。
三、结语
在藏区，整合社会的道德和价值观是由藏传佛教来提供的。藏传佛教所提倡的出世哲学与现代社会对金钱的追求、自我中心、享乐主义、消费主义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系统。但移民依然在迁入地停留下去的这一事实，向我们证明了来自这两种价值观系统之间的差异并非致命性的。原因在于藏传佛教本身的二元结构体系，它在普渡众生这个层次上所做出的人间性调适或者说是现代性转换，为信众内在观念的现代性转换提供了依据和解释。而我们的调查也显示出，都市藏族移民在信念上表现出了较少的冲突，这是他们内在信仰转换较为成功的标识。
移民信仰现代性转化的另一个特征则是功能替代的产生。在传统藏区，藏传佛教为藏族人提供意义解释，并以道德的形式将藏族社会整合在一起。而在内地都市，社会的多元状态为移民提供了一套能替代过去由信仰所承担的那部分功能。另外，宗教信仰在社会整合上的正、负功能都有所发挥，在族群内部，信仰仍然是社会整合的重要纽带，它不仅将迁入地的移民整合在一起，同时将移民与藏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整合形式在将移民生活有序化的过程中，也一定程度地阻碍了移民与主流社会之间的互动。不过，正如笔者前面所表明的那样，除了世俗化命题对宗教变迁的最终结果是“消失”判断失误以外，它的其他命题都在很大程度上概括了现代宗教变迁的趋势和特征。这种特征既是世俗化的，又是反世俗化的。这使它最终成为都市多元宗教传统中的一个传统，而不是被消亡。
总的来说，藏族移民依然在积极主动、而非被动地坚守着自身的宗教传统，甚至是那些基于环境改变而不得已进行的调适，都是一种主动寻找解决途径的方式。这种调适，把他们的传统习惯变成了更加有效的形式。对于藏传佛教及移民信仰的这种现代性转换，或许存在许多不同的声音，甚至阻挠这种现代化，正如戈尔斯坦在《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西藏的宗教集团应当为西藏的军事落后承当最后责任;保守势力一再反对和阻挠那些处于维护西藏地位的需要而主张使军队和政府现代化的人的开明举措，这也是导致军事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寺院集团在噶厦政府中竭力阻挠实现现代化，在他们看来，现代化既有害于寺院生活的经济基础，也不利于西藏佛教的‘价值’垄断。”“在这一时期，传统与变革之间产生了许多潜在的转折点，可是在每个转折点，寺院集团及其在噶厦政府中的同盟者都支持最为保守的主张。”[8]我想，当现代化的趋势不可逆转时，如何抓住“契机”，“依照神或佛的戒律来为世间的理性化的伦理转换提供动机和方向”[9]，成功地转化和消解传统修道生活与“理性功业”之间的矛盾，完成二者之间的和解才是最重要的。
【注释】
[1]数据来源于中国1982年、1990年和2000年人口普查统计资料。
[2]迁移(或流动)强度是指总人口中迁移(或流动)人口所占的比例，即迁移(或流动)强度=迁移(或流动)人口数/总人数之比。通常用‰来表示。
[3]对于成都市外来少数民族人口的数据有三个:35万、40万、42万。目前统计局的统一口径是35万，在蓉就读的少数民族不包括在内。
[4]陈昌文.圣俗边缘:西部社会的环境、信仰和行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33.
[5]韦伯.经济社会宗教——马克斯韦伯文选[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33—73.
[6][美]拉阿莫卡宁.荣格心理学与西藏佛教——东西方精神的对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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