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美国的宗教管理依靠法律，在实施过程中则强调耐心。雷纳德案件之后，美国政府加大了对重婚罪的执行力度。那些有重婚行为的人，不管他是否在摩门教身居高位，都会被通缉捉拿，投进监狱。美国政府还发动群众专门“猎捕”摩门教的一夫多妻者，这些人会长时间地跟踪多妻者的行踪，然后在晚间破门而入，到政府领取赏金;实施多婚的教会领导层被迫转入地下。种种举措让摩门教最后被迫于1890年正式宣布放弃多婚制，此时距离反重婚法的制定已经近30年，美国政府的耐心可见一般。正是法律与耐心这两样武器帮助美国政府成功地驯服了摩门教。当然美国也不尽然是成功的案例。在上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处理维科城的大卫教派时，由于缺乏对该教派的了解，也由于缺乏耐心，一味采取强硬手段，乃至动用武力，最后导致100多无辜信徒的丧生。美国政府在对付摩门教时的成功经验以及处理大卫教派的失败教训都表明，在法律的框架之下，时间与耐心是驯服争议性宗教团体的最好办法。
最后，尽管美国主要依靠法律与社会力量来管理宗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政府忽略宗教;恰恰相反，美国政府非常重视宗教，并有清晰的宗教战略。对美国来说，管住教派不让他们闹事不过是一个较低层次的目标，其宗教治理的战略目标锚定在利用基督新教来塑造国民性并增进国家认同。虽然美国宪法强调宗教平等，不立国教，但它在制度设计上独厚基督教，以至于维基百科称基督教是美国“隐性的国教”。这并不是夸大其词。托克维尔早就说过，“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像美国那样，基督教对人的心灵保持如此巨大的影响。”最初乘坐“五月花”号来到新大陆的清教徒自视为上帝的选民，美国乃是受上帝祝福之地。尽管法律上没有明载基督新教的超然地位，但美元上清楚地写着“我们信仰上帝”;美国国歌唱到“上帝祝福美国;美国的“爱国誓词”则有这样的内容：“我宣誓效忠美利坚合众国的旗帜以及它所代表的共和国，一个国家，归上帝主宰”;美国总统必须手按《圣经》宣誓就职，其就职演说中也必提及上帝。所有这些都表明基督新教就是美国的立国之本，也是塑造美国国民性的精神之源。这话很多人想讲却不敢讲，只有坦率的亨廷顿在《谁是美国人》一书中大谈特谈。在他看来，文化多元主义的盛行，尤其是信仰天主教的拉美移民的涌入，严重挑战了新教文化，美国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若不大力捍卫和发扬新教文化，国家就会有分化、衰落的危险。很显然，美国政府非常善于利用宗教促进国族认同并为其政权提供合法性，其宗教观可以概括为“独尊新教，多元平衡”。
台湾地区的宗教治理
早期的国民党基本沿袭了明清时期的选择性管制模式。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基本沿用其统治大陆时期所采取的管理宗教的政策：民间信仰被视为“迷信”，是“移风易俗”的对象;官方认可佛教、道教的地位，扶持“中国佛教会”和“中国道教会”管理宗教事务;传统的教派和一些新兴宗教因具有严密的组织且行事秘密，台湾当局非常担心它们具有政治上的野心或“阴谋”，因此予以打压。曾经受过国民党压制的宗教团体包括一贯道、统一教会、创价学会、新约教会、生长之家、世界救世教、真耶稣教会、耶和华见证人等。这是典型的“以国家为中心的选择性管制模式”，其治理方略可以概括为压制某些宗教，扶持另外一些被认为是“靠得住、信得过”的宗教团体。该模式往往对宗教进行“政治化解读”，重点关注宗教团体是否具有“政治野心”，由警察和情治机构实施控制。下文将阐明，选择性管制模式的两种主要方式，扶持与压制，都会产生一些事与愿违的后果，从而导致宗教管理处于事实上的无政府状态。
一、打压宗教能奏效吗?
“选择性管制模式”带有明显的“对手思维”痕迹，即把某些宗教团体视为潜在的威胁，因而予以打压。但是打压能控制住宗教吗?1874年，恩格斯谈到当时侨居伦敦的公社布郎基派流亡者发表的著名宣言时，认为他们大声疾呼向宗教宣战是一种愚蠢的举动，指出这样宣战是提高人们对宗教的兴趣、妨碍宗教真正消亡的最好手段。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压制并不能减少新兴宗教的数量，西欧比美国在管制新兴宗教方面更为严格，但是西欧每万人的新兴宗教数量高于美国。压制也不会妨碍宗教发展，也不会降低人们的宗教热情，只会导致宗教红市、黑市和灰市的产生，使宗教管理的任务更加艰巨。在笔者看来，压制会产生一些有利于宗教增长的非预期后果。
压制往往促进宗教团体进行教义创新。清代的有些教派宣扬：“问成活罪，能免地狱，不能上天。问成绞罪，即不挂红上天。问成斩罪，即挂红上天。问成凌迟，即穿大红袍上天。”这些“恶毒”之言在明朝的时候并没有。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因为明朝的教徒没有面临凌迟等酷刑的威胁。只是在1748年福建老官斋教反清暴动事件之后，清廷才加大了惩罚“邪教”的力度，“邪教”也随之进行教义上的创新。新的教义把苦难和牺牲转化成来世的收益;接受了这套说法的人并不会畏惧刑罚和死亡，反而会 “视死罪为乐境”。
从理性选择理论的角度来看，任何宗教教义都涉及来世，具有很高风险，因此需要由一些机制来降低宗教教义的风险。上述“荒诞不经”的教义具有的风险尤其大，人们理应加以拒绝，为什么还会接受呢?笔者以为，恰恰是压制无意中让这些教义变的可信。首先，压制会促使宗教团体选择亲友网络进行传教，因为这有助于为了减少外在的政治风险。但这一策略无意中降低了宗教产品本身所蕴含的内在风险，因为亲朋好友比陌生人更值得信赖，他们所提供的见证更加可信。其次，压制所带来的牺牲和殉道者有助于增加宗教的可信性。按照常识，如果见证者从听众或观众那里得不到好处，甚至可能因此而利益受损，那么他所讲的话就更可信。殉道者的存在有效地降低了宗教所含的风险。对于殉道者来说，砍头不要紧，只要信仰真。其实我们无法判断其信仰是否真实，因为它涉及来世，至少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无法确证。但是如果有人愿意为之献身，那么这可能是对其信仰的真实性所能做出的最好证明。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烈士的出现会有效地增强其他人的信心，从而吸引更多的追随者。最后，压制会导致稀缺效应。凡事一旦被禁，反而会引起人们的兴趣，有人甚至不惜付出代价也想开禁试之。这就是所谓的稀缺效应。在宗教领域，压制也会无意中制造稀缺效应。当年台湾地区很多一贯道信徒因为好奇而参加了该教派的活动。随后他们会发现该教派与官方所描述的邪教形象相距甚远。一旦人们的真实体验与官方的公开宣传不符，那么他们肯定会觉得该教派比官方更可信，这也在无形中提高了被禁宗教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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