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压制构筑了一道防护栏，将搭便车者拒之门外，提高了信众的委身程度，也增加了信众在精神和物质上的净受益;最后，压制会促使宗教进行组织结构上的创新，维持组织网络，让宗教团体禁而不止，并在动荡的社会中迅猛发展。所有这些非预期后果都有利于宗教的增长。古今中外，在逆境中成长的宗教并不鲜见，早期的基督教和台湾的一贯道都是例证。从上世纪50年代始至1987年，台湾地区的一贯道在聚会时经常被警察骚扰，不少人被拘留，更有人以“破坏善良风俗”为名被投进监狱，但是这并没有阻止它在短短30多年里从一个完全外来的小教派发展成拥有近百万信众的宗教团体。有教派成员坦言，压制是导致其发展的“最有利的不利因素”
二、扶持能导致“信得过的”宗教团体强大吗?
压制和扶持往往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压制某些宗教团体往往就会扶持另外的宗教团体。但是扶持只会产生懒惰的宗教。在西欧，政府通过税收等手段扶持官方教会，试图维护其垄断地位，但事与愿违，因教牧人员的收入来自国家，与信众无关，故他们缺乏提供更好宗教服务的任何动力。这与20世纪80年代前的中国国营商店颇为相似，营业员的收入与其服务质量无关，故对顾客爱理不理，国营商业的衰落便在情理之中。同理，对某宗教的扶持政策只会导致神职人员的懒惰与衰落。亚当?斯密曾这样描述英国国教，“神职人员拿着俸禄却疏于作为;他们已经很长时间不再保持对信仰的热情，也忽略了去维持大多数人的宗教虔诚;他们懒惰，甚至无力为他们自身的存在进行有力的辩护”。
在宗教解禁前的台湾，国民党帮助一批大陆迁台的僧侣于1953年成立“中国佛教会”，成为实际管理佛教的组织。如宗教市场理论所预言的那样，官办的教会缺乏活力和宗教热情。当遇到竞争的时候，他们不是通过改变自己的服务来赢得信众，而是通过政治手段，希望藉由政府的强权来打压对手，维持垄断地位。国民党在80年代初准备解禁一贯道时，最强硬的反对者不是别的团体，正是“中国佛教会”。同时，“中佛会”打压佛教内部可能会挑战其权威的势力，包括星云法师领导的佛光山系统。1989年，台湾当局修订“人民团体法”，允许宗教团体自由登记，打破了“中国佛教会”垄断佛教界的局面，曾经风光无限的“中佛会”迅速衰落。台湾的“中佛会”的命运昭示了扶持只会造就懒惰且无能的宗教组织。
三、台湾的“多元治理模式”
从20世纪80年代初，台湾当局意识到其宗教管理模式的弊病，开始改弦更张。由于一贯道曾是政治化管制宗教的重点对象，变革也自该教派始。一贯道开始获得事实上的结社自由，并在地方选举中扮演重要角色。1987年，数十位曾受一贯道支持的“立法委员”联署提案要求解禁，一贯道被认定为合法的宗教。其他曾经受到取缔的宗教团体也陆续解禁。1989年，台湾当局修订“人民团体法”，允许宗教团体自由登记，这意味着台湾地区宗教结社完全解禁。
宗教解禁之后，台湾兴起了一股“新兴宗教热”，各种宗教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据台湾地区“内政部”的数据，岛内向各级官方登记注册的宗教团体数量从1986年的78个增加到2004年的1062个。随之而来的是所谓的“宗教乱象”，很多宗教人物被认为利用宗教“敛财”，宋七力便是其中之一。宋七力，1948年生于高雄，1985年因违反票据法被判三年有期徒刑。出狱后开始弘扬其“本体观”及“分身”思想。1990年其追随者张乃仁创立了“中国天人合一境界学术研究协会”，翌年向台湾“内政部”申请更名为“中国宋七力显相协会”，自任会长，并将一幢私宅改建成“宋七力显相纪念馆”。“宋七力热”开始在岛内发酵，高峰期自称有数万名信徒，包括民进党元老谢长廷及其妻子游芳枝。
争议也随之而来。在其追随者眼中，宋七力是一位极具智慧与神通的宗教领袖，能“分身”、“发光”，并有照片为证。不仅如此，宋还能包治百病，闻声救苦。因此宋被其信徒称为“本尊”、“宇宙光明体”，乃是不折不扣的活菩萨。但是在另一些人看来，宋七力不过是一位披着宗教外衣敛财的骗子。因宋七力宣扬自己有“神力”，能“分身”，台湾地区“宗教协会”曾向宋七力发出挑战，邀请他现场表演“分身术”。为此该协会还专门制造一大型铁笼供表演使用。如果成功，宋将获得一栋价值700万元的别墅。但宋七力没有应战。媒体开始讨论宋七力现象，以负面评价居多。有媒体披露宋七力高价售卖记录其“发光”神迹的照片，他所著的《宇宙光明体》一书价格高达2万新台币，信徒要见宋“本尊”一面需支付1000万元的“供养费”。在媒体的推动下，1996年，时任台北市“议员”的璩美凤出面检举宋七力以“助人成佛”为名行诈骗之实。2003年台北“地方法院”一审宣判，认为宋七力假造发光显相照片编造神迹，被判七年有期徒刑。宋七力不服判决，上诉至高等法院。2008年，因全案查无被害人，也无证据证明宋施行诈骗，高等法院改判宋七力无罪。
从宋七力案我们可以看出解禁后台湾当局处理宗教争议的手法。首先是“去政治化”，即不再主动从政治的角度去解读这些宗教现象，以平常心看待这些争议。其次是采取“民不举、官不究”的态度。民间的力量，包括家庭、媒体和社会舆论成为约束宗教人物的生力军，其关注的重点也在于是否违背社会风俗与人伦秩序。在宋七力案中，媒体的披露成为关键。最后，当前台湾当局对宗教的治理特征是“社会舆论为主，司法介入为辅”。如果说解禁前靠警察与秘密警察来监控可能有“政治野心”的政治团体，那么解禁后“司法机构”取代前者成为政府管理宗教的主要力量，而且往往是在媒体和公众发现问题的情况下，民众予以举报，“司法机构”才会跟进介入，而且所涉事由几乎与信仰本身无关。在宋七力案中，检方起诉的主要考量在于认定宋是否存在“诈欺”，其关键点则是宋七力的“分身显相”照片是否属于合成，而非其神通的有无;由于一审时法院认定那些宋七力发光的照片纯属合成，所以才判处其有期徒刑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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