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百年之后我们却必须要说，“以美育代宗教”所提出的完全是一个美学的假问题。从表面看，西方的现代进程是借助于“科学”、“民主”这一精神杠杆撬动了地球，但是那只是因为这个精神杠杆太长，以至人们只看到了它触及地球的一端，但是却忽视了在遥不可见的手柄一端，在那一端赫然铭刻着：信仰!换言之，“科学”、“民主”这两棵参天大树是生长在宗教信仰的沃土之中的。
遗憾的是，包括王国维、蔡元培等第一代美学家在内的中国人对此却一无所知。
例如，他们只知道南部欧洲的文艺复兴对于西方现代化的推动作用，却从不知道西方现代化的逻辑起点、历史起点都实际来自北部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德国马丁路德宗教改革、英国亨利八世宗教改革以及加尔文宗教改革，才是“第一号资产阶级革命”(恩格斯)和“光照万物的太阳”(黑格尔)。历史证明：西方后来居上的资本主义强国，都与北部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有关。在西方现代化的进程中，不仅生存问题完全可以通过人与自然维度的“科学”、人与社会维度的“民主”来解决，而且存在问题也完全可以通过人与灵魂维度的“信仰”来解决。
因此，在王国维、蔡元培那里，一切都是因果倒置的，“科学”、“民主”就是无所不能的灵丹妙药，至于存在问题的困惑，一方面出于对于儒家传统的遗留的价值真空的洞察，一方面也出于对于西方基督教的自以为是的“正当防卫”，他们采取的仍旧是传统的中国式的解决方式。这就是：不断往后退，最后退到诗化人生的审美当中。这是一种没有上帝的宗教，一种类宗教或者假宗教，也是一块国人最后的领地，或许可以称之为“以审美代替信仰”。意义不在，但是美神却在，拒绝以信仰来填补价值真空，但是却可以在美育中让无根漂萍般的人生得以皈依。这无疑是面对儒家夕阳西下、上帝兵临城下困局时王国维、蔡元培所给出的美学回应与回答，一种虚假的应答与回答。
“以美育代宗教”的提出还与西方的审美主义思潮有关。它借用了西方的话语资源，但是却忽视了西方的语境。我们知道，“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是西方现代化中两个关键辞。而审美现代性在中国尤为引人瞩目。韦伯有言，审美为现代社会提供了某种世俗的“救赎”。它与宗教并行，取宗教而代之，成为新的精神依托、第二教主。康德对于审美的无功利性的关注，席勒对于审美弥合现代人性分裂的功能的倾心，黑格尔对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的强调，都彰显着审美在现代社会中的独特性质。不过，正如韦伯所表述的，审美现代性意味着面对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化世俗救赎。所以席勒指出：对于审美的强调有两种不同的取向，一是关注审美在弥合现代人性分裂中的特殊作用，它关注的关键是感性;二是关注审美在人类从自然状态到道德状态的中介作用。其中最具现代性的是前者，而西方对于审美现代性的关注也全在于此。但是中国强调的却是后者。因此它并非对于启蒙现代性的反抗，也并非感性对于理性的反抗，而是“报国之道”、救国之路。可以称之为：“审美救世”，也可以称之为：“美育救国”。
进入现代的中国却并未走上赎罪之路
也因此，进入现代的中国却并未走上赎罪之路，而是走上了审美之路。
由于人与灵魂维度的阙如，王国维、蔡元培等第一代美学家就顺理成章地把对于罪恶的解释权从上帝那里夺过来，转交给历史。犹如卢梭将人区分为“自然人”与“人所造成的人”，王国维、蔡元培等第一代美学家也又一次回到了“人之初，性本善”的传统思路，认为罪恶的原因不在“自然人”，而在于“人所造成的人”。而“人所造成的人”则完全来自社会，是社会造成了人的自然本性的扭曲，使之蜕变为恶。这样一来，罪恶的承担者从个人转向了社会，赎罪之路也转向了审美之路。
本来，由于个人原罪的缘故，个人不可能凭借自己的力量而得救，因此必须回归信仰，这，就是所谓赎罪之路。而现在，由于社会原罪的缘故，个人完全可能凭借对于社会的反抗而得救，这，就是所谓审美之路。
具体来说，既然社会被判断为罪恶的源泉，个人之为个人，也就将自身的内在紧张转化为人与社会之间的外在紧张。
一方面，不惜将因为社会给予自己的压迫而产生的严重屈辱投射为刻骨的仇恨，必欲铲之而后快，而且错误地认定铲之而后必快。于是，从反抗到革命、从对正义的呼喊到对暴力的赞扬、从普罗米修斯到恺撒，所到之处无不成为一片燃烧的迷津，从上帝之城到人间天国，再从人间天国到人间地狱。法国大革命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惨痛的例证。
另一方面，既然上帝根本不在，于是就自己为自己谋划未来，伪终极关怀由此应运而生。这伪“终极关怀”由于只“终极”于某种世俗形态，因此在精神上就无法与现实拉开距离，批判的内涵、超越的内涵也就根本不在，存在的只是所谓的“审美人生”与“理想社会”。它们有如同一张纸的两面，前者为后者提供着内在根据，后者则为前者提供外在显现，从而为人们彰显着虚幻的未来。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被提升到终极价值的位置的世俗之物一旦幻灭(而且必然幻灭)，就势必引起全社会深刻的存在性失望，并引发新的“意义危机”。于是，就只有再走向新的人与社会之间的外在紧张，再绘制新的审美蓝图，在实施新的自我欺骗，以便与之抗衡。
因此，所谓审美之路实际无非就是沿着审美之维德对于我的一再大写。舍勒敏锐而幽默地将这里的“我”称之为“自我骄傲者”：“自我骄傲者是这种人：他通过不断的‘俯视’而自我暗示，似乎他站在塔尖。当他个人第一次下降，他都盯一眼更深之处，以抵消他的实际下降，由于抵消得过头，反以为自己是在上升。他没有发觉，恰恰在他展眼幻想自己飘飘然于云端之际，时时映入他眼帘的深处却在慢慢把他拖下来，沿着他自身的视线方向，天使在慢慢‘坠落’。”(舍勒：《舍勒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718页)王国维、蔡元培等第一代美学家事实上都是这样的“自我骄傲者”。他们所开辟的以艺术代替宗教，以审美代替信仰的道路，其最终结果，也无非是从向上帝祈祷转而向撒旦低头，从最初的意在驯服魔鬼到最后的却偏偏赞美了撒旦。而沿着他们“自身的视线方向，天使在慢慢‘坠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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