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失美，审美无美
从更为深层的角度说，“以美育代宗教”还意味着一个世纪初年的美学起点、世纪第一美学定理，遗憾的是，它带给20世纪美学的，仍旧是一个美学的假问题，而它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美学失美，审美无美。
没有人可以忽视“以美育代宗教”对于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的影响。事实上，“以美育代宗教”堪称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的逻辑规定，直到实践美学为止，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成也在兹，败也在兹。“以美育代宗教”带给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的，是一种对于美学完全漠视的基本思路。在这一基本思路的影响下，几代美学家都大多从不把研究对象看作一种本体性存在，而仅仅视之为工具——社会改革的工具、救亡的工具、改造国民性的工具、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人性启蒙的工具等等。而美学自身的本体论建构却被完全忽略了，超越性的精神维度根本就没有出现。
于是，美学失美，美学之为美学，研究的竟然不是自身应该研究的问题，而是自以为是地为美学设定的假问题。结果美学学科的限界被抛于脑后，而一味盲目向外扩张，即使是探讨比较形而上的问题，也往往须承诺它是解决一切社会人生问题的济世良方。以启蒙话语干预社会的学术目标，使美学学科承载了太多的原本不应承担的负荷，美学被完全纳入到历史之中，推动时代发展、适应时代的要求成为最高目标和最高价值，美学自身在历史性之外的重要的超历史的一面，在现实关怀之外的终极关怀的一面，却往往被不屑一顾地搁置一旁。这种建立在对于美学完全漠视的基本思路之上的美学为新世纪的诞生确实起到了摧枯拉朽的开道作用，但也使自身禀赋了一种与生俱来的先天不足。这在以后的中国美学的进程中日趋明显，愈演愈烈。
而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就既得益于这种美学思路所带来的快乐与恩惠，更承受着这种美学思路所带来的匮乏和苦涩。这样，无论在一百年中中国美学的学派如何分呈、理论如何分化，但从根本而言，“审美救世主义”都是贯穿其中的世纪主题。而且，也正是这一主题，人为地切断了对于美学内部建构的关注，使得理论建构本身的内在逻辑反而失去了应有的现实合法性。因此，直到实践美学为止，不但先天不足，而且后天失调，在中国，美学之为美学其实都还只是启蒙的一部分，与美学本身无关。
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必须要说，对于这种美学之外的这种学术承担无疑是沉重的，也是崇高的，对于中国20世纪的思想解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这种以“美学王”自居的自我膨胀，又无论如何未免显得太堂吉诃德化、太非美学化，美学因此而演变为无根之学，美学之为美学也因此而走上美学迷途。在这个意义上，倘若说因为对于美学自身的价值的虔信守护的阙如、对于个体存在及其生命价值的理论关注的阙如，对于作为人与灵魂的第三维度的内在建构的阙如，中国的美学家在20世纪中国美学的历史上写下的主要是美学遗憾，应该说，还是恰如其分的。
在“以美育代宗教”的影响下，20世纪中国的审美走上的，同样是审美的迷途。这就是所谓的“审美无美”。如前所述，“以美育代宗教”的要害是以自然形态的审美取代神性神态的审美。本来，审美并非来自现实关怀，而是来自终极关怀。美之为美，也根本不是人“审”出来的，“倘若生活乃全然之劳累，人可否抬望眼，仰天而问”(荷尔得林)。所谓审美，正是来自“抬望眼，仰天而问”，它以对于爱的追忆抗拒着遗忘，以对于存在的聆听与应答抗拒着虚无。但是在“以美育代宗教”的影响下，中国20世纪的审美却走上了错误的道路。它从没有把世界“拖出晦暗状态”(海德格尔语)，却一再妄言已经“涤除玄鉴”(老子)，并且获得了审美心胸，从而进入“不隔”的“澄明之境”。没有“世界”(作为显示存在真理的世界)，只有“大地”;只有“说”，没有“听”(而且没有听者，只是独白，甚至是无灵魂的自慰);只有自求解脱，没有寻求解脱。追逐遥不可及的灵魂，不如接受个体精神的自足，向世界索要意义不如赋予世界以意义。承受世界的张力不如与世界相嬉。以本源生命的心性之家去替代超验生命的神性之国。自我陶醉、自我欣赏、自我礼赞、自我美化、自我圣化。遮蔽了真相，也遮蔽了自我。盲目接受世界的无诗性，然后又去诗化之。在缺陷中发现完全，在非诗意中发现诗意。把玩痛苦，游戏苦难，处处皆诗，到处皆美，不即不离，不粘不脱，冷酷、严峻、荒寒，僵硬、麻木、无情。世界以欲望的形式呈现，精神的重量在游戏之中飘逝而去，温馨、爱心、悲悯、灵魂统统不在。疾苦和流泪无须接受，但是为导致这一切的世界辩护却却竟然无条件接受。没有自己的昆德拉，更没有自己的索尔仁尼琴，所有的就是“走进新时代”，就是“今天是个好日子，明天是个好日子，我们赶上了盛世享太平”。如此审美，在整体上缺乏一种伟大的东西、深刻的东西，无法与20世纪中华民族的苦难相当，也无法与20世纪中华民族的耻辱相称。
在上个世纪初，鲁迅曾经追问："有做温熙之声救吾脱离荒寒者安在"?百年之后，我们必须说，我们至今仍旧没有拿到通向21世纪的通行证，至今也没有找到“温熙之声”更没有“脱离荒寒”之境，因此，对于在“以美育代宗教”影响下的20世纪中国审美，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也必须是：致一份最后的悼词。
三、 对于人与灵魂的维度无暇也无人问津
百年来，“宗教”在中国完全就是贬词
美学中国“以美育代宗教”的百年迷途并非偶然，回首20世纪，科学主义盛行，出于救亡图存、思富求强的心结，中国的几代文化精英全都拜倒在近代西方启蒙理性的大旗下，在人与自然的维度补“科学”;在人与社会的维度补“民主”，无疑就是这一“拜倒”的两大创获。然而令人震惊的是，对于人与灵魂的维度，则无暇也无人问津。众所周知，民主与科学均与价值世界无涉，民主无非是实现公民权利和个人权利的工具，科学也无非解释客观世界的工具，然而它们一旦涉足中国，竟立即被附会上全能的内涵，民主成为无所不能的终极所在，科学也成为无所不能的价值尺度，既是知识的对象，也是信仰的对象，也是审美的对象，无异于终极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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