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对生死价值进行评估的尺度问题。前面我们谈到我们生死的价值不同，有的有朽，有的不朽，有的大不朽，有的小不朽，有的是香不朽，有的是臭不朽。但我们究竟是依据什么来判定我们生死的价值呢?这就提出了价值评估的尺度问题或标准问题。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在分析为何有的人死得重于泰山，而有的人却死得轻于鸿毛时，将其归于“所趋”的差异。因为他明确地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16]这就是说，我们生死价值之有无、正负和大小最终是由我们所追求、所献身的东西决定的。诚然，我们的人生筹划从筹划主体的角度看都是一种自我筹划，但我们人生筹划的价值却并不仅仅取决于自我或个我。你要为社会广泛认知和承认，你要想让人们千秋万代都记住你，你就必须将自己的人生筹划与他我和社会紧密地关联起来，与民族大业和人类解放事业紧密关联起来，为他人和社会切切实实地干点好事。胡适在五四时期曾经提出过“社会不朽论”，其强调的正是“小我”与“大我”的密切关联，强调的正是从大我或社会的角度来评判我们生死价值的大小、有无和正负。[17]其实，就三不朽论，其中每一种不朽都无不与“他人”、“大我”和“社会”密切相关。就立德而言，自然关涉到他人和社会。从语源学和语形学的角度看，德这个字由“心”、“彳”和“直”三个部分组成。其中，“心”意指的是人的心境;“彳”意指的是人的行为;直在甲骨文或金文中通“值”(值得的值)，而值的基本含义为“相遇”和“相当”。因此，“德”意指的是一个人的行为应遵循本心，顺乎自然。在后来的发展中，德逐渐与“道”关联了起来。《道德经》讲;“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18]这就将本体论的意义赋予了“德”。荀子《劝学篇》讲“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明确地赋予德以社会伦理意义。孔颖达用“创制垂法，博施济众”来界定“立德”更是突出了立德与他我和社会的关联。孔融让梨之所以被传为道德佳话，就在于孔融在分发梨子时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他人。离开了对他人和社会的关爱，就根本无道德可言。而立功和立言也无不与立德相关联。禹之所以被称作“大”禹，称作伟大的禹，固然与他治理洪水和社会改革有关，但也与他的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无私精神有关，更何况他之治理洪水和社会改革本身也都是造福中华民族千秋万代的大事业。由此看来，我们在进行自我筹划和自我设计时，固然要着眼于开掘自己的潜能，但同时也必须着眼于他人和社会，着眼于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惟其如此，才能成就一番大不朽和香不朽的事业。胡适在他90多年前所发表的那篇文章的结尾处，曾经将他的“社会不朽论”视为他的宗教，并且宣称：“我的宗教的教旨是：我这个现在的‘小我’，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过去，须负重大的责任。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未来，也须负重大的责任。我须要时时想着，我应该如何努力利用现在的‘小我’，方才可以不辜负了那‘大我’的无穷过去，方才可以不遗害那‘大我’的无穷未来?”[19]在进行自我筹划时时刻不忘我们应当肩负的社会责任，这应该看作是胡适这位我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留给我们后人的一项重要遗训。
最后，谈谈价值评估的视域。价值评估的视域问题是一个事关价值评估客观性和深刻性的大问题，是一个与死亡密切相关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对任何事物要有一种客观性和深刻性的评价，都需要有一定的理论视域，都需要有一定的时空间距。法国年鉴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布罗代尔(1902—1985)在《长时段：历史和社会科学》等论著中，曾经突出地强调了长时段理论在认识历史真理和历史规律方面的优越性和必要性。在布罗代尔看来，在历史研究中，我们既可以采取短时段的研究方法，也可以采取长时段的研究方法。短时段的研究方法，着眼的是“历史瞬间”所发生的历史事件，是在几个钟头、一两天内、几个月内发生的事件。长时段的研究方法着眼的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段。历史瞬间所发生的那些历史事件，虽然“喧嚣一时”，但它们关涉的却只是历史的表面，对历史影响很小，犹如炸弹爆炸一样，产生的火光转瞬即逝。惟有对历史进行长时段的研究，才能发现历史的规律。布罗代尔将历史比作海洋，认为短时段的研究方法捕捉到的只是海洋表面的一些浪花，惟有长时段的研究方法才能够探究到海洋的深处。[20]这就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我们在审视和评估人生价值时，也应当采取长时段的研究方法，而不应当囿于短时段的研究方法。例如，前苏联和俄罗斯人对斯大林的评价这几十年发生过很大的变化：斯大林在世时，是一个评价;斯大林刚刚去世时，是一个评价;前苏联解体前夕，是一个评价;苏联解体后，又是一个评价。2008年，俄罗斯网民进行“俄罗斯历史名人投票”，结果斯大林排名第三，还排在了列宁的前面。[21]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就很懂得这个道理。司马迁23岁时成为郎中，成为皇帝的侍卫官;38岁时，迁为太史令，掌管文书。仕途还算顺利。但公元前99年，汉将李陵战败，被匈奴俘虏，许多大臣都乘机攻击、诬陷李陵，独司马迁当着汉武帝的面替李陵讲话，“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司马迁这几句话的意思是：我认为李陵向来与将士们同甘共苦，能够换得士兵们拼死效命的行动，即使是古代名将恐怕也没有能超过的。他虽然身陷重围，兵败投降，但看他的意思，是想寻找机会报效汉朝。事情已经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但他摧垮、打败敌军的功劳，也足以向天下人显示他的本心了。但汉武帝刘彻却曲解了司马迁的用心，也不给司马迁任何陈述和辩白的机会，就直接将其交给狱吏处置。结果，司马迁以“诬上”的罪名被捕入狱，并被处于腐刑。司马迁认为在当时情况下，即使他想自我辩白，也无济于事，因为世人并不会信他的话，他这样做只能是自取其辱。他的结论是：“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22]人要到死后的日子，然后是非才能够论定。其意思是说，他所蒙受的不白之冤，只有到了死后，才有可能被人们认识到。这就把从长时段的立场审视和评判人生价值的必要性鲜明地表达出来了。因此，死亡对于人生的价值评估极其重要，它所造成的时空间距不仅使得客观的价值评估成为可能，而且也使得比较公允、比较深刻的价值评估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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